四、中國工人階級的悲慘狀況
中國的近代史就是戰爭的歷史，尤其是國共兩黨進行奪取全國控制權的戰爭歷史。就是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的爭奪也沒有停止。在1949年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以後，所進行的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運動，將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再次拉大。無休止的政治鬥爭無情地破壞了本來就落後的中國經濟，西方世界早已完成的工業革命、農業革命和飛速發展的科技革命，在中國還是歷史的空白。
改革開放開始了中國的「工業革命」。歷史的階段有些似乎不能繞過，但歷史也不是簡單的重複。中國的工業革命不同於當年的英國工業革命，不過其中也的確有許多相似之處。工業革命要靠資本的原始積累，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的變革首先也從資本的原始積累開始。當然資本積累和資本的原始積累並非一回事，一個是本質的東西，一個是事實。英國和西方許多國家的工業革命的確存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但並非在理論上就可以確定現代社會的變革一定要走與最初西方資本原始積累一模一樣的道路。
在十六到十七世紀盛行在英國的圈地運動，是用暴力圈佔農民的土地，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代替封建經營方式，為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資本原始積累。而在中國，從1980年開始了進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階段，資本積累還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開始。不要講什麼「社會主義資本積累」，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概念。中國存在類似英國圈地運動的過程，儘管這個過程在時間上短暫。中國的農民早在共產主義制度下被剝奪了土地，但是農民並沒有成為自由人，共產黨依然強制農民呆在不屬於自己土地的土地上。當然這種土地的掠奪沒有形成所謂「工業革命」，直到改革開放真的實行資! 本主義經濟制度開始，對承包土地農民的掠奪，主要是通過名目繁多的稅收和地方黨政機構各種不斷巧立名目增加的費用，以及工農業剪刀差形成的高企的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包括化肥、農藥、種子、水電、農業機械等，使得農民無法在有限的土地上養活自己，被迫成為城市產業大軍和其他不同行業的後備剩餘勞動力。廉價的勞動力市場和龐大的後備軍，就是中國資本迅速積累的必備前提。
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是在共產黨專制制度下使用權力進行掠奪，「先是用血腥的暴力消滅別人的私產實行共產，後來又是在暴力的保護下把公產化為自己的私產－－兩種相反的壞事居然讓同一個黨全做了。」（胡平：《致江澤民先生公開信》）何清漣女士在《現代化的陷阱》中指出：「中國當代原始積累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中國當代社會政治經濟兩大科層組織的部分掌權者及其依附者進行權錢交易等尋租活動，共同瓜分社會財富的過程；原始積累的主要掠奪對象是集全體人! 民40多年血汗而成的國有資金；進行掠奪的主要手段是憑藉權力。」此時，正如韋森在《約翰．格雷對哈耶克的全面挑戰》一文中所引述：「在英國『圈地運動』時期，一些產權被創造出來，一些產權也被廢除了，而在過去內生於市場交換中的習俗也被宣布無效了。」中國的實際情況正是這樣，資本被創造出來，屬於國有的產權也正在被掠奪中廢除，所有的過去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社會關係也同時將被廢除。
在殘酷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羊吃人」的英國歷史在中國重演。最悲慘的工人是從失去土地湧入城市的農民，他們的身份是多重的，可能是城市雇工，也可能是農村雇工，還是失業大軍的組成部分，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已經成為城市雇工的農民不會走回頭路，也就是說不可能回到農村成為種地的農民，如果說有回到農村的，也都是從事工商業。由於共產黨長期實行城鄉隔離政策，農民本身在中國就是賤民身份，所受到的剝削迫害常常不像東北工潮失業工人引起社會注意，而已經習慣賤民身份的進城農民，根本不懂得自己的權益。殘酷壓榨工人血汗資本家之所以能夠為所欲為，他們的後臺撐腰人不是別人，正是自稱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和所謂「人民政府」。
我們來看《人民網》轉載《華商報》的一篇報導，題目是《50多民工河南遭非人待遇》：
50多名陝籍民工被勞務販子花言巧語騙到河南一磚窯廠。整日不拿一分錢地幹活，還被打得遍體鱗傷，想逃跑都不可能。最終由於磚窯廠出了人命，當地警方介入，民工們才得以重見天日，回到陝西。
55歲的姚立民是藍田縣安村鄉府莊村農民。今年3月初，姚老漢來到西安，在太華路立交橋附近的一家職業介紹所找工作，對方介紹姚立民到洛陽的一家磚窯廠幹活，管吃管住，月工資800元，來去自由。姚老漢怦然心動，沒和家裡人打招呼，就和53名鄉黨一起乘坐大巴車去了河南。姚老漢後來從自己吃的挂面的包裝袋上才知道，自己去的地方是河南獲嘉縣大召營鎮的一家磚窯廠。
姚老漢說，去了不到3天，磚窯廠老闆和打手便凶相畢露，給民工們吃了一頓「殺威棒」，每人先無緣無故地挨了一頓打，然後被搜去身上的所有現金，好一點的衣服、鞋子也被扒走。接下來的日子，是每天推土、拉磚，動作稍慢一點兒，「帶工」的三角皮鞭就抽過來，甚至用磚砸。每天早上5時起床後要干到晚上12時，中間吃飯休息不超過兩個小時，繁重的勞動和非人的待遇讓民工們難以忍受，就想逃跑。可磚窯廠為防止民工逃跑，規定不准寫信，不准打電話，不准交頭接耳，就連上廁所也有人跟著，根本沒有逃跑的機會。一天夜裡，有5個民工把宿舍的磚牆掏了一個洞後逃走了，窯主「紅旗」得知後暴跳如雷，把姚老漢和其他人捆住毒打一頓，作為「知情不報」的懲罰。
這種折磨一直持續到一週前，姚老漢所在的磚窯廠發生塌方事故，一民工死亡，窯主將人草草在路邊掩埋。附近村民實在看不過眼，就給公安機關報了案。河南警方這才將姚老漢他們解救出來，警方5月26日將他們送上返回的列車。
據瞭解，類似的遭遇也落到青年民工小李身上，他是在文藝路非法勞務市場上被騙到山西永濟的一家磚窯廠的。
姚老漢和家人對記者說，如果不是幸運地回到家鄉，再過兩個月，恐怕命就丟在外面了，他希望再也不要有人上當了。
相信人們讀了這則報導，一定會驚訝萬分：怎麼現代社會還會發生慘無人道的奴隸式的剝削現象？奇怪嗎？共產黨所描述的四川大地主劉文彩的「收租院」之殘酷景況恐怕還難以與這位共產黨制度下的磚窯老闆相比。雖然河南獲嘉縣大召營鎮磚窯廠發生的事情並不是全國普遍存在的現象，但類似這樣的事件也決不是孤立的唯一的。通過這件事情可以引起我們對資本血腥的思考：
1、 為什麼磚窯廠老闆這麼殘酷，這麼沒有人性？
2、這個磚窯廠周圍的人肯定知道內情，但是沒有人去理睬。如果這次不是死了人，附近的個別村民良知驅使，這種奴隸般的勞動和生活還會持續多久？
3、 當地的共產黨和政府部門難道不知情嗎？為什麼沒有人來制止？
工人境況的嚴酷性可以從共產黨宣傳媒體中看到，但是要知道，能夠披露的只是冰山一角。因為地方共產黨機關和政府都在極力掩飾工人階級的悲慘生活，為了政績，為了地方財政收入，為了個人貪污受賄中飽私囊，他們的「三個代表」只能歸於一個代表，那就是他們和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的代表。去年發生在廣西南丹的礦難事件，地方政府和資本家相互勾結，隱瞞事實真相，背後充滿了權錢交易，這是一種普遍現象，在這裡我不能一一贅述。
在私營企業中，普遍存在著加班加點，延長勞動時間和超負荷的勞動強度；微薄的收入往往僅能勉強維持最低營養生活，而那些需要贍養家庭老人的青年工人還不得不擠出收入的一部分，如果一旦染病，就無法得到及時治療，勞累致死的情況經常發生。在中國，性命的價值也是分等級的，工人、農民的性命最不值錢。大連「五、七」空難，每個死難者家屬可以獲得20萬元人民幣的賠償，當然這個數字與外國空難賠償相比是低的，賠償是天經地義和理所當然的。但是，煤礦工人的命也是人命，他們葬身於礦井下的性質不同於空難。空難畢竟是偶然現象，而礦難都是人為的因素，是來自於政府和資本家漠視工人的生命。骯髒的利潤的驅使，沒有人性的地方官員和資本家像對待牲口一樣對待工人。中國官方統計數字顯示，2000年1－－11月礦工死於事故的達5317人，是美國的100倍（參見《中國勞工觀察》）。那些隱瞞的數字究竟有多少，根本無人知曉。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今年5月28日有一篇報導，說「從1998年至今年5月，山西省河津市共發生14起煤礦事故，死亡95人，其中有7起被瞞報，瞞報死亡人數84人。」可想而知，實際礦難事故和死亡人數要大得多。
對工人的威脅更主要的還來自於失業的威脅。中國並不像現在的西方國家，失業率是考核政府的最重要指標之一。西方的民主政體和社會主義思想保證了失業工人的基本生活，尤其是北歐國家，從社會平等和收入均衡來看，簡直就是社會主義。控制一定的失業率，控制財富向極少數人或集團集中，是社會穩定的必要因素。中國的失業率是多少？中國的失業大軍數量有多少？共產黨要麼迴避，要麼在數字上玩遊戲。
客觀的說，在具體的非國有企業中，工人勞動條件和收入最好的要屬外資企業，而外資企業中最好的要屬歐美企業。一些國際勞工組織一直監督在中國的西方企業工人狀況，一旦發現這些企業的工人在工資待遇、勞動條件、勞動保險等方面存在問題，即刻進行干預。我所調查瞭解的西方外資企業，一般都能遵守中國制定的勞工法律。順便提一下，最差的外資企業是港臺和南韓、亞洲國家企業。最殘酷剝削壓迫中國工人的是中國資本家，尤其是那些無人過問的小企業，工人處境最惡劣。
共產黨官員和資本家在積累財富的同時，工人階級在積累貧困。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描述：「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未完待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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