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建利和許多「好人」不一樣的地方是，面對暴行他從不把頭扭過去。不僅如此，自八九年以來，他一直堅定地站在暴行的對面，公開並嚴厲地譴責暴行，認真而全面地研究暴行產生的社會和歷史原因，討論制止暴行的可行和有效的策略與方法。他一方面在理論上探討如何改變中國社會、實施民主憲政，另一方面積極參加和領導了海外各種旨在推進中國民主的實際運動。大概沒有人可以說他是在謀生時無路可走才不得不寄身民運的吧。實話說，一個人能做到他曾做的很少一部分，就很不錯了，依我看就是他待在美國繼續做這些事，已經極其難能可貴。他這次回國闖關，無疑是向依舊在黑暗中的中國說：我回來了。所有的暴行我都看見了，別指望我扭過頭去。我還打算準備揭露那些鮮為人知的暴行，打算盡我所能地制止這些暴行。哪怕這意味著牢獄之災。我知道能夠這樣做的人尚不足以被稱之為聖賢，但是所有的聖賢無一不是從這裡開始其歷程的，從甘地、曼得拉、馬丁。路德金到索爾任尼琴和薩哈羅夫。
當然人總有另一種活法。我們都知道只要你能變通一下對暴行的基本態度，即便你偶有出格之論(那是你為贏得善良人們的敬重所預先支付的一點投資，連代價都不算)，你還是可以名利雙收的。人們實在很容易在今天的中國找到這樣的榜樣。老一代人裡面，巴金算是個典型。這個為他被極力美化了的「醜行」而不斷懺悔的老人是深知如何在向民眾索求聲譽的同時向暴政索取富貴的。他有時也譴責暴政，但那一定要是被官方認可，也被官方「英明地」終止了的暴政。他甚至想要建一個「文革博物館」，可是這個博物館裡如何放置毛澤東的位置，他不說(忘了？)。這像是說我想修個廟但不告訴你裡面的菩薩是誰，你怎麼好把這類動議當真呢。至於六。四，他隻字不曾提過。我不知道像這樣如此精製的懺悔還有什麼值得世人尊敬的。聽說最近他還向黨中央表示過有幾個問題想不通，偌大年紀，這番撒嬌打滾真是難為他了。中年人裡余秋雨就更聰明瞭。如果你讀到他是如何憎惡千年之前迫害蘇東坡的「小人」的話，你幾乎無法不對作者的人格產生一些頗為浪漫的聯想。不過當我遍觀他的大作之後，幾個問題馬上就把這浪漫變得十分不堪：他能對從故紙堆裡發掘出的這個小人如此痛恨，可是為什麼對曾發生在他眼前的文化革命中的小人們卻不置一詞？更別提那些「大人」了。他對千年前的文人蘇東坡遭受的冤案(還算不得暴行呢)怒髮衝冠，為什麼卻對自四九年以來被共產黨暴政迫害的千萬個知識份子的遭遇(與之相比蘇東坡的情形連小兒科都算不上)諱莫如深？這正直也真病態，這憤怒也太矯情。在年輕人裡我已經找不到什麼典型了，因為他們報效權力的方式更多，理由也更現代。我們甚至可以經常看到他們公開地對社會的一些黑暗面表示出比常人更激烈的憤怒，或你死我活，或痛不欲生，卻從來聽不到他們對暴政哼上一聲。這老、中、青三代真是聰明絕頂，為粉飾那個給他們帶來好處的暴行，他們索性連扭過頭去的怯懦都免了。
楊建利這樣的人在今天的海外，今天的中國是少而又少了。權力之外卻粉飾暴行以分一杯羹的人也並非很多。回到最初的話題上去，我們即不是殘暴的施暴者，又不是勇敢的抗暴者，能有什麼雖小有風險卻並無大礙，雖叫不上嫉惡如仇也稱得起問心無愧的立場可持嗎？有的。那就是對暴行不要裝看不見，不要扭過去你的頭。五個暴徒可以輕而易舉地制服一百個善良的人，如果善人們都扭過頭去；但他們絕難制服二十個百姓，只要百姓們肯怒視暴行。就楊建利被捕一事，具體地說，如果人在國內，能公開表示想不通就算是怒視了。置政治制度爭論於一邊而拒絕承認拘捕的合法性，要求公正、公開的司法審理就算是怒視了。如果人在海外，上網表示自己的意見，利用各種可能的渠道為楊建利呼籲，對楊建利的家屬表示我們的持久而堅定的同情和支持，那已經可以算是怒視了。
今天發生在中國大陸殘暴專制下的暴行種種已經使人們難以心安理得地視而不見了。它徹底粉碎了關於新一代有文化、有學歷的中共領導會比老一代更人道、更開明的夢想。一個溫和不過的書生竟然迫得政府踐踏它自己為維護其統治已經數度「完善」的法律，也真值得為之一嘆。想來網上之人無不識文斷字，通天曉地，大多或許讀過、聽說過那段著名的懺悔。我不能把它原封不動地搬到這裡，但我始終記得那段簡單的句式。「他們迫害A，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A；後來他們迫害B，我也沒有說話因為我也不是B；後來。。。；後來他們迫害我，已經沒有人為我說話了。」它只是總結了所有想自外於來自國家暴力迫害的人們的必然遭遇。著名的打擊5%的理論頗能欺騙很多人，其實只要把專政的鐵拳揮動二十來次，就少有什麼人能夠倖免了，沒錯，連那些迫害人的都不能倖免。海外的華人大概可以竊喜於自己的僥倖，可是生活在那端的親人呢？我們的確經常怯懦，但即便最殘酷的暴政就可以使我們放棄對生活的有起碼尊嚴的選擇嗎？
誰知道，也許能的---只要我們甘願在暴政開始迫害無論什麼人的時候向暴政澄清我們其實連個零都不是。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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