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助中國百姓樹立爭取權利的信心

美國年年都有批評中國人權狀況的國務院報告，海外報刊月月都有報導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重大事件，網上天天都是指責中國人權狀況的文章評論。年復一年、月復一月、日復一日，中國的人權狀況有何改變？沒有！不但沒有，反而連年倒退。

中國政府對外界就其人權狀況的批評、指責和壓力無動於衷，許多人在感到憤怒和無奈之外，是不是覺得應該作一點新的思考和研究呢？

帶著這樣的問題，我專訪了剛剛從最近示威抗議多發的東北地區遼寧抵達美國同丈夫團聚的付慧萍女士。

一、 在中國你們能否聽到海外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指責和施壓？

付慧萍女士告訴我說：「我們能夠從別讓的談論中瞭解海外的這些批評指責聲。大部分的消息來源是由境外的電臺和網際網路路傳過來的。有的情況也可以從跟海外的親屬那裡得知，比如我丈夫就經常在電話中跟我講美國的報紙上關於中國情況的消息和評論。」

我接下去問付慧萍女士對海外這些批評和指責的聲音，特別是這次遼陽發生連續工人抗議示威的時候，作為在國內的人，作為一個在事發地附近工人住宅區居住的人，有什麼感想時，付慧萍女士說：

「講感想，我覺得要從消息和評論兩個方面來講。我在瀋陽，遼陽離我們不遠，而且遼陽來了很多人到瀋陽找省政府上訪，可是遼陽的情況，我們無法及時瞭解，無法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的消息共產黨對老百姓是封鎖的，所以這些消息要靠海外傳進來，所以大家都關心自由亞洲電臺怎麼說，美國之音怎麼說，網際網路上境外的網站怎麼說。我是個很普通的早就下崗了的工人，我不聽這些電臺，也不上網，當時在3月18日，星期一的中午，傳說有工人代表被抓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這消息是從哪裡來的。告訴我的人說是從遼陽那裡傳過來的。很多人都跟我樣，不知道這個傳說是不是真的。」

「我們大家都很關心遼陽的事情，因為關心遼陽的事情就是關心我們自己的事情，何況遼陽離我們很近。鄰居和朋友都知道我先生在美國，要求我立即給在美國的先生打電話，我先生告訴我他還沒有看到有關報導。這樣大家對遼陽是不是有人被抓還是不敢肯定。」

「大約過了半天，到了晚上，有人說自由亞洲電臺有了報導，大家就都相信遼陽那裡確實已經開始抓人了。才知道領頭的那個工人代表叫姚福信。所以我說，境外的報導，在消息方面我覺得作用不能低估，我給打100分的份量。」

二、 中國百姓對境外媒體的評論如何感受？付慧萍女士將「消息」和「評論」分開，給「消息」的作用打了滿分，那麼她對境外的評論怎麼打分呢？付慧萍女士告訴我說：「我們很少有人談論境外媒體的評論。」

這是為什麼呢？我們看到這裡的中文報刊、中文網站充滿了對遼陽工潮的各種評論、聲明、分析甚至是指導和發號施令。難道，這些都不怎麼對國內的民眾發揮影響作用嗎？付慧萍女士認為：

「可能我們不關心那些評論，是因為許多評論讓我們感到失望的緣故。講失望，就是說那些評論常常能夠讓我們覺得開一下心：比如說工潮將向全國蔓延，大慶的工人跟遼陽的工人聯合起來了，遼陽已經成立起工人的獨立工會了，等等。但是，開一下心，像是畫餅充飢，並不能對現實狀況的改變起什麼真正的作用，所以失望，所以這樣的評論也就沒有人關心了。如果要我給這些評論打分的話，給一半吧，50分，這些評論應該還是很有道理的，不過常常脫離實際，沒有用處。」

三、 中國的老百姓希望海外如何做，才能幫助他們改變人權狀況？

看來，海外我們有些人試圖為改變中國人權狀況的努力，在中國老百姓的眼裡還沒有到達及格的程度。那麼，中國的老百姓究竟希望我們海外的人為他們做些什麼呢？及時傳達消息發出聲音以給中國政府施加各種輿論和外交方面的壓力，都獲得了付慧萍女士的肯定。但是付慧萍女士強調補充說：

「可能跟共產黨的宣傳有關係，但這也不能完全怪共產黨的宣傳，我們都有一種感覺，那就是對海外報導的消息部分堅信不疑。但是，我們都會認為其他的評論也好，批評和指責中國政府的部分也好，出發點是為了批評和指責，雖然能夠對中國政府起到壓力作用，我的意思是出發點應該是放在幫助中國的老百姓爭取權利，幫助中國的老百姓改善人權環境上。那樣的話，中國的老百姓就會對評論部分感興趣了，也不會覺得失望了。」

我要求付慧萍女士繼續談談具體一點的想法，及他們需要的是怎樣的幫助。付慧萍女士說：

「總體上說，我們關心遼陽事情的人，每天，不，每時每刻都抬著頭希望獲得遼陽『打勝仗』的消息，其實遼陽的工人抗議示威在許多方面還是打了勝仗的。比如，政府答應了部分工人提出的條件，政府抓走十幾個工人代表之後，幾天之後大部分被抓的都放了，剩下姚福信一個人沒有放，而且工人一直堅持抗議示威，政府現在拿工人集體的行動有點無奈。這些都是我們希望瞭解的，『大勝仗』的消息是鼓勵士氣的。同時，我們也希望獲得『大勝仗』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我們關心這些『勝』與『敗』是因為這些與我們自己切切相關，因為我們也許有一天也要進行類似的抗議、示威活動。」

「我剛才說的我們等待著瞭解的消息很少能夠從境外的電臺或者其他的媒體瞭解到。除了我先生瞭解我們在國內的人希望瞭解什麼，在電話中說一些鼓勵的評論和分析之外，我們幾乎不能從其他境外的媒體得到這樣的評論和分析。不但沒有，而且相反，比如報導了遼陽被抓走十幾個工人之後，除了姚福信外都被釋放了就不報導了，我們只能從報導中不再提到其他工人被關押的情況來猜想其他人都被釋放了。又比如，評論中說遼陽工人的抗議示威，共產黨政府採取了安慰手段暫時緩解工人和政府的矛盾，其實工人幾乎什麼也沒有得到，共產黨報復性的鎮壓就在後頭，等等，這樣的評論並不準確不說，這樣的評論是打擊士氣的，他們為的是批評指責共產黨的政府，但他們的批評指責管他們的批評指責，對我們來說，是失望的，因為這樣的評論讓我們覺得自己一點希望也沒有，也做不了什麼。」

是啊，改變中國百姓人權狀況，不靠中國老百姓自己用行動來爭取，能靠什麼呢？靠海外對共產黨政府的批評、指責和壓力能達到什麼效果呢？

付慧萍女士的談話，可以讓我們回想這樣一個古老的教誨：站在別人的立場上想問題。我們關心中國人權狀況的人士、致力於改變中國人權狀況人士、希望中國的老百姓能夠有一個改善的人權狀況的人士，是不是經常能夠站在中國老百姓的立場來想想中國的老百姓究竟關心什麼、需要什麼呢？

付慧萍女士的談話還告訴我們：改變中國的人權狀況，我們應該做的地方，必須注意到幫助中國的老百姓樹立爭取和獲得自己權利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