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治下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特務社會

許永躍領導的國安系統是對內情報戰場的當然主角。長安街上離天安門廣場不遠的公安部大院也掛著國家安全部的牌子。但國家安全部的本部設在頤和園東南側的一個不掛牌子的、由武警站崗的神秘大院內。同樣，省級國家安全廳、縣/市級國家安全局表面上也與公安系統共用一個大院、大門，但其本部則另設別處。自國家安全部於一九八三年成立來，國安系統吸收了上萬名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特別是賈春旺任國家安全部長期間，國安系統雇佣了一大批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的畢業生。論工作人員的受教育程度，國安系統可能是首屈一指的。現任部長許永躍說過，安全部是除了部長外每個工作人員都有大學以上學歷的政府部門 (註：許永躍只有中專學歷)。

國安系統對涉外機構的滲透是公開的。例如，外交部、其他政府部門的外事局、地方的外事辦、大專院校和企事業單位的外事處/室、統戰系統、港台辦、對外友協等等，或者有國家安全部的代表、聯絡人，或者在情報業務方面受安全部指導。這方面的工作具有蒐集情報、反間、協調和配合國內外行動等多重性。

國安系統對涉外人員的滲透是半公開的。國安人員處心留意出國探親、考察、進修、留學、經商的人員以及定居海外後回國探親、旅遊的或者臨時回國的居外人員。一有機會，他們就慫恿、利誘、教唆甚至脅迫這些涉外人員為他們蒐集所到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情報。有人說，這種廣種薄收式的「情報人民戰爭」是最經濟有效的。但實情如何確實是國家機密，只有極少數人知道。不過，從中共外交政策的某些擺動和外交實踐上經常出現的失誤和面臨的窘況來推測，中共的情報工作其實並不比任何其他部門的工作更出色。

國安系統對公民的滲透是秘密的。國安人員的觸鬚幾乎是無所不在、無處不有的。通過盤根錯節的秘密渠道，國安系統可以打聽到任何他們想知道的事情。你說了什麼政治敏感性話題、或者發了什麼政治牢騷，國安系統馬上會知道，但他們一般不會因此來找你麻煩，除非他們懷疑你與海外有某種聯繫。此外，一個地區的民情如何、治安狀況如何、哪些幹部貪污腐敗、哪些幹部與港臺公司有曖昧交易等等，他們都是瞭如指掌的。然而，由於各地貪官污吏的種種作為一不是國安系統該管的(因為有監察部和檢察機關在)，二不是上面感興趣的，所以他們往上只匯報上面想知道的。反過來說，由於國安系統能最迅捷、最準確地掌握任何人的言論和隱私，他們想整誰就整誰，要搞掉一個市長或法院院長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公安系統要整幾個空喊自由、民主、人權的大學生或學者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需要無中生有、栽贓陷害的；但國安系統要搞掉一個高幹，只要調出其檔案，複印一份轉給中紀委、監察部或者中組部就行了。所以，在這樣一個特務社會，不僅普通公民提心吊膽，就連陳希同、成克傑、賈慶林那個層次上的高官也逃不過國安系統的耳目。

國安系統對香港的大規模滲透自中英達成回歸協議後不久就開始了。安全部和廣州安全廳兩套人馬在香港作業，為香港回歸做了大量鋪墊性工作。香港回歸以後，他們為中央政府提供有關香港特區政府、香港各級官員以及香港社會名流的信息，同時他們把香港作為向臺灣滲透的中轉大本營，監視來往於港臺之間的台籍人士，刺探情報、培養關係。此外，國安系統通過香港監視海外民運組織的活動。據說，他們對各派民運力量的監控已經到了收放自如的程度。

摘自《動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