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慶工潮的啟示
今年3月,中國發生了大規模的工人示威運動。在西方發達國家裡,罷工、示威、遊行是下層勞動人民向政府統治層表達意願的一種很普遍、很正常的手段。在美國、法國、英國這類國家,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些規模不大不小的集會、遊行、運動。在他們的政府和人民的眼中,這是一種很平常的政治生活。允許老百姓通過理性的正常抗議,政府才能直接地瞭解人民的意願,知道人民需要什麼、反對什麼、盼望什麼、反感什麼,從而,拉近政府與平民之間的距離、化解社會矛盾。他們的社會並沒有因此而動盪、混亂,相反,正是因為如此,反而比中國社會更穩固。在中國,任何上規模的平民集會與示威遊行,都很容易讓政府聯想到顛覆政權的陰謀。而中國政府在信用上,從來就不曾讓人放心。它對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也常常採取模棱兩可的態度。這就使得中國政府與人民群眾相互間幾乎沒有什麼信任感可言。我必須大膽指出,產生這個現象的責任完全在於政府方。比如,政府執法部門在某些中、高級領導的授意下,可以完全不通過法律程序對公民進行逮捕,進行秘密審判。這不僅僅是一個政府信用、形象好不好的問題。這首先就降低了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同時也表現出它對自己非常缺乏信心。因為,他們連自己能不能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都缺乏信心。
事實上,群眾大規模的集會遊行正可以考驗一個政府的信用度及其執法效率。因為這時,社會矛盾已經浮出水面。一個政府的水平,也正是通過它在處理這些社會矛盾的手法的是否高明上面體現出來。
根據世界近代史上的經驗來看,政府對群眾和平集會採取非法手段加以綁架、逮捕,似乎不但不能消除、而且只會加深社會矛盾。這樣的非法手段每用一次,也就好比是在黃河邊上加高了一層堤壩,最終將使黃河成為一條懸河。我們的祖先大禹以疏導代替圍堵來治理黃河的典故,體現了很高的統治藝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則古代封建帝王及臣僚們都懂的道理,在現代社會中仍具有其不凡的意義。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下崗工人的運動與當年大學生的運動不同。他們在維持最低生活水準的經濟來源都被剝奪時,就更沒有什麼好失去的了:坐牢與在外邊挨餓對他們來說區別不大。所以,一味抓人,並不見得會產生當年逮捕學生的效果,而鎮壓的手段則更不可取。下層勞動人民在貧困到無可忍受時,生命對他們來說就已經不再珍貴,有時反而成了可以舍棄的包袱。民不怕死,怎能以死嚇他們!到那時,受損的將不僅僅是人民與政府,而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
盡力滿足勞動人民的需求、從而化解社會矛盾,乃是執政黨的天職。中國的各級黨政機關大樓的辦公室裡,經常都掛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燙金大字。但是很不幸,老百姓從來就沒有對這句空話抱過任何指望。其實,只要政府能夠依法治國、依法治官、依法治民,老百姓管你是不是人民公僕、你在為誰服務!不管縣太爺、還是賣飲餅的武大郎,大家都是拿工資掙飯吃。當官的對不起那份工資,老百姓當然有權把他撤了。所有現代化文明國家都這樣,也不見人家就變了天了。參照西方國家,及時進行體制改革,取締特權階層,同時開展全國性的懲治腐敗的活動──所有這些都是政府遲早要做的事。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今天不做,明天也要做,而,遲做不如早做,早做不如現在就做,還趕得上青史留名。
因此,中國政府現在絕不能再任意漠視民意了。處理這起風波,政府應該立即把工人們被貪官污吏剝奪去的利益還給他們,釋放所有被扣壓的工人代表,承認工人運動的合法權利,同時,把大慶石油管理局裡涉嫌腐敗的官員移交法辦,查個水落石出,並將審判結果公諸大眾。以後,其它地區有類似的事情都依此處理。如此一來,政府將會在中國的民主進程中邁出很好的第一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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