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訴：一個只知道與權力偷歡的醜陋、貪婪、嗜血的「祖國」

年過七旬的王大齊先生是一位水利工程和生態學專家，合肥工業大學退休教授，曾長期擔任由安徽省科學技術委員會批准設立的學術季刊《生態學研究》主編。1989年6月4日的血雨腥風，破碎了先生的夢幻。90年代後，先生在《生態學研究》中加入他稱之為「社會生態」的內容，傳承人文精神，宣揚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理念，揭露歷史真像，鞭笞黑暗現實。在思想警察撤銷雜誌刊號後，先生堅持自費辦刊。為了威脅、恫嚇先生，迫使停辦刊物，合肥市國家安全局在90年代末曾對先生進行傳喚，秘密警察甚至拔出手槍恐嚇這位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富有正義和良知的老人沒有向惡勢力低頭。為了捍衛思想、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老人忍辱負重，繼續辦刊。在去年最後一期還全文刊載我在寶豐勞教所關押期間寫的《獄中詩抄》。春節即將來臨之際，鷹犬銳利的爪牙終於扼住了老人的脖子：蒼白的法律和虛弱的警察竟然依照《刑法》第109條，捏造一個莫須有的叛逃罪名拘捕安坐家中的耄耋之人。

2000年底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位陌生人打來的電話，對方自稱姓王，要求拜見我。見面後才知道原是位藹藹長者。我們一見如故，談得十分投機。王大齊先生告訴我，他經過多方打聽才得悉我的住址和電話。從此以後，我們成為忘年交。我所認識的王大齊先生，不僅對人權民主活動傾注極大的熱情，對晚輩也關愛有加，竭力張羅幫助我尋找工作，還不時送點油料、香腸什麼的接濟我。2月4日晚，因為第二天要帶小兒回安慶老家過春節，我就給王大齊先生家挂個電話，打算向老夫婦提前拜個年。接電話的是師母，只說了句「我家中有事」，就挂斷電話。我心一沉，估計王先生出事了。第二天才確認老先生於1月24日被捕。警察在拘捕、搜查和扣押涉案物品過程中，存在嚴重違法現象，未向本人和家屬出具刑拘證、搜查證，隨意扣押與案件毫無關係的個人財產和物品，如扣押、凍結先生和夫人的私人存摺，被拿走的一張珍藏多年的1921年版《中華民國地圖》和IC卡等物品甚至未列入扣押物品清單。由於通訊錄被扣押，老太太一時無法與任何人取得聯繫。

今天是農曆臘月24日，俗稱小年。這座經濟蕭條的濱江小城，也妝扮得花團錦簇，爆竹聲聲，煙花燦燦，螢屏頌歌陣陣，一派安定祥和的節日景象。俗話說「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為了讓祖國母親能夠在佳節來臨之際喬裝打扮，向權力賣弄風情，當然有必要以「國家安全」的名義讓七旬老翁身陷囹圄，讓七旬老太向隅而泣。

兒子均勻的呼吸聲和窗外斷續的鞭炮聲，讓我想起花炮之鄉江西上栗、萬載和那裡的孩子。2000年3月11日，北京正在隆重召開「兩會」之際，一聲爆炸奪走上栗縣東源鄉石嶺村包括十幾名兒童在內的35條生命，事後每條人命僅獲得1000元喪葬費；2001年3月6日，又是春暖花開時，一聲爆炸奪去萬載縣芳林小學幾十名在花炮廠「勤工儉學」的兒童生命；2001年12月30日，正當媒體用大紅的底色歡慶「中國年」之際，萬載縣黃茅鎮攀達花炮廠上空再度升起巨大的蘑菇雲□每一次爆炸，伴隨著平民的死傷，都會有一些不法商人被逮捕，一些基層官僚被迫異地做官，一些高層領導理直氣壯地拍桌子，這一次愛民如子的領導決定江西全省從花炮這個高利、高危產業全面退出。「退出」能解決問題嗎？誠如《經濟觀察報》專題報導《萬載悖論》所言：當貧困威脅農民生存機會，現實利益要求大於死亡恐懼的時候，農民會做出什麼樣的比較利益選擇？當鄉鎮財政無法支付鄉村小學教師工資、學生失學的時候，鎮長們對花炮工廠的增長帶來的收益與可能的危險會做出怎樣的選擇？當吃飯財政捉襟見肘、政績工程乏資無術的時候，縣長們對伴隨花炮經濟而來的預算外收入又會做出怎樣的選擇？當農民、鎮長、縣長還有廠商的利益聯盟客觀形成的時候，江西花炮「斬監候」的決策還能不能落到實處。石嶺村一位在「3.11」事故中失去妻子和女兒的張姓漢子，在埋葬親人的第二天，就啟身到安源一家小煤窯挖煤還債，而死於小煤窯的機會成本比花炮產業要高得多！所以記者有理由擔心，在這塊昔日紅色根據地的窮困地區，花炮這一紅色產業將會轉移到山洞裡打游擊戰。

今日之現代化究系誰家之現代化？孤軍奮進的現代化能夠實現嗎？東南亞金融風暴，發展中國家「發展」道路的失敗已經給出很好的註腳。公平與效率始終是經濟學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在經濟學已然成為顯學的域中，一些春風得意的御用學者，惘顧現代化是必須配套實施的系統工程，拋棄經濟學的人文精神和倫理原則，為發展集權體制下的裙帶資本主義鳴鑼開道，鼓吹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應該優先考慮把餅做大。另一些新左派則惘顧中國尚未現代化的現實，用民粹主義情愫和後現代理論質疑現代化努力，二者在本質上都是反現代化。我不僅相信鼓吹「以德治國」的掌杓者企圖獨佔大鍋飯，還懷疑離開民眾的參與，餅能否真正做大。當底層民眾在生存線上掙扎，大多數淪為沉默的羔羊之際，7%的GDP增長率有何意義？姑不論其中是否包含水份，是否隱藏結構性危機。在「三農」問題日益嚴峻的今天，出賣個人尊嚴、價值甚至生命，是農民別無選擇的選擇。

與家人閒聊時，聽到一則令人揪心的現代版「為奴隸的母親」故事：安慶農村有位年輕漂亮的姑娘，家境貧寒，為了籌辦嫁妝，將自己出賣給南方一位有錢的男人，替他生兒子。據說那男人挺喜歡這位既老實又漂亮的姑娘，想留下做小老婆，惹得悍妻醋勁大發，在生下孩子不久，就給姑娘3萬元錢打發走人。男人覺得過意不去，私下又給姑娘1萬元。回家途中，投宿姐姐家，狠心的姐姐、姐夫為了獲得妹妹賣身的區區4萬元錢，竟然殺死妹妹，將屍體埋入自家菜地。倘若那位死於龍華監獄的左翼作家柔石在世，說過「不至於如此吧」之後，不知會否為自己理想中的天堂流下悔恨的淚。

當局熱衷於向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和娃娃灌輸「愛國主義」之類大字眼，卻捏造叛逃罪名拘捕一位關心民瘼的忠厚長者；熱衷於讓人們（包括兒童）捐款搞什麼「希望工程」，卻忍心看著花季少年為求學而被炸得血肉橫飛；熱衷於搞什麼「以德治國」，卻無視女性為生存而出賣自己的肉體和靈魂。這樣一個只知道與權力偷歡的醜陋、貪婪、嗜血的「祖國母親」，值得兒女愛嗎？北京的張曉平君曾寫過一則《兔崽子沒有祖國》的寓言，形象地回答了這個問題。至於我這個兔崽子，不僅沒有「祖國」，還要控訴這個任憑虎狼橫行的「祖國」。

為了身陷囹圄的老先生，我控訴！

為了向隅而泣的老母親，我控訴！！

為了殞落在花季的孩子們，我控訴！！！

2002年2月6日凌晨於安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