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無產階級

直到1978年，農業勞動力佔中國社會勞動力的比重仍然高達71.4% ，官方學者認為，其中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剩餘勞動力」。（厲以寧等，151 ）1979 年以後，農業勞動力開始大量向工業、商業和服務業轉移，到1988年，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到57.9％。（厲以寧等，155 ）這些離開農業的勞動力絕大多數被鄉
鎮企業、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吸收。到1989年，全國鄉鎮企業職工總數達到9366.3 萬人，全國個體、私營企業雇工約700 －800 萬人，另外全國離土離鄉的民工約2000萬人，其中僅廣東省就有400 萬人，三資企業工人主要來自這部分民工。

到1989年，以上三部分人加起來有大約12000 萬人。這些離 開農業的勞動力的共同特點是，沒有生產資料，靠出賣勞動力為生，他們是中國的新無產階級。

　　下面是在深圳打工的一個普通工人創作的一首詩，生動地描述了中國新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

　　隆隆的機聲已經響起，
　　時間又逼我起了早床。
　　坐在機器面前，
　　老闆似乎又來到身邊。
　　那威逼的眼神，
　　就像綠色的鈔票在閃耀。
　　於是
　　我們又低下了頭，
　　幻想著自己的未來。
　　即使因一時的激動，
　　丟了手腳。
　　但在金錢面前
　　我們卻露出了笑臉。
　　......
　　當領去薪水的時候，
　　身後傳來的卻是
　　神秘的笑。
　　因為
　　我們得到的
　　僅僅是遺棄的
　　麵包。

　　中國的新無產階級生活在極其悲慘的狀況中，但是從資本主義的觀點看，這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極有效率的經濟制度。在「改革」時期，正是靠吸收農業轉移勞動力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發展最快。1979－1990年，這三類企業佔了中國工業產值增長額的51.9％（郭克莎，178 ）。更重要的是，這三類企業又特別集中在對中國經濟發展有決定性意義的出口部門。1993年，鄉鎮企業出口商品交貨額佔全國外貿出口商品收購總額的45％，外資企業出口佔全
國出口的27％（《人民日報》1993年12月14日）。所以，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是中國經濟增長主要的動力和源泉。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資本家是用什麼魔法把生產力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吧。

延長勞動時間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搞的百傢俬營企業調查，有53傢俬營企業工人每天勞動8 小時以上，其中18家工人每天勞動超過10小時，66家在節假日、星期天從來不讓工人休息。（韓明希，94）廣東省的三資企業、私營企業工人每天勞動普遍在10小時以上。廣東省惠州市惠城區總工會對27家企業調查發現，有26家每月加班超過48小時，有的超過近一倍，很多情況下要晝夜加班，星期天和節假日都被佔用。

增加勞動強度。

在這方面沒有直接的統計資料，但是可以用間接估計的辦法瞭解一些情況。1987年城市工業企業人均固定資產原值約1.88萬元，是1988 年鄉鎮企業人均固定資產原值的5 倍。（厲以寧等，157 ）但是，前者的勞動生產率只有後者的3 倍多。為什麼城市工業企業的技術裝備水平是鄉鎮企業的5倍，但是勞動生產率只有鄉鎮企業的3 倍多呢？官方的「勞動生產率」是按職工人數統計的。所以，如果鄉鎮企業工人勞動時間長，雖然實際上勞動效率沒有提高，但是在官方統計中，就表現為較高的「勞動生產率」。但是，僅僅是勞動時間較長還解釋不了全部差距，餘下的差距只能解釋為鄉鎮企業工人勞動強度較大。比如，山西原平縣7 家鄉鎮煤礦，1985年每工產煤2.2 噸，而1984年全國重點煤礦每工產煤只有0.903 噸（社科院經濟所）。鄉鎮煤礦的裝備水平遠遠比不上全國重點煤礦，每工產煤竟然多出一倍多，說明勞動強度非常大。

深圳市的國有企業、合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生產技術水平沒有很大差距，但是1987年國有企業勞動生產率31999 元，合資企業是87787 元，而外商獨資企業是94141 元（劉志庚，40）。這說明，三資企業工人的勞動強度遠遠大於國有企業工人。

壓低勞動力價格

壓低、剋扣工資是資本家發財致富的慣用伎倆。在這方面，深圳可謂是最善於學習資本主義的「先進經驗」，走在時代的前面。僅在1990年下半年，深圳市寶安區就有19家工廠拖欠工人工資總計72萬元。（安子，151 ）有一個手袋廠，原加工一打手袋給0.25元，已屬偏低，工人加班加點拚命干，月工資超過標準工資後，老闆反而說單價定高了，將單價降到0.085 元。深圳市平湖鎮某鹽製品廠，其包裝部的34名工人，月工資在200 元至300 元之間的僅5 人，其餘29人均不到200 元，最低只有119.7 3 元。（《深圳人》總3 期，
25）
　　
雇佣女工、童工

在深圳的工業區，經常可以看到廠房上披掛著巨大橫幅：本廠急需幾百名女工。「資本家為什麼喜歡雇佣女工、童工呢？據說，一是因為他們聽話、不鬧事，二是因為工資低廉，很多在私營企業做工的女工、童工月工資只有40－60元（韓明希，94）。

據美國《商業週刊》報導，香港最大的玩具製造商－卡德爾有限公司，在深圳蛇口的工廠有12000 名工人，這些工人每天勞動14小時，沒有星期天，月工資約合21美元。工人中大多數是17－25歲的女青年，還有很多是童工，最小的只有12歲。卡德爾公司的經理說：」我們可以讓這些女孩子一天到晚不停地幹活，在香港就不行。即使我們願意接受香港的工資水平，我們也得不到這樣的勞動力。

「香港報紙報導說，在珠江流域的14000 家企業中，廣泛使用童工，每週工作96小時都是司空見慣的。有的調查者在深圳發現，在所調查的200 家企業中，有40家雇佣童工，她們是10－12的女孩，每天勞動15小時，月工資折合10美元，廠方為了節省宿舍，讓她們兩三個人擠在一張床上休息。（Smith ，1993，95）

敲詐勒索。廣東省的三資企業流行一種押金制度，工人新進廠，必須
交100 元至500 元不等的押金，說是合同期滿後還給工人。但是，廠方往往找藉口開除工人，或者百般欺侮工人，逼工人「自動」離職，廠方自然把押金吞沒。比如海南必遠鞋業公司，兩年中炒掉2000多工人，侵吞押金20多萬元（《工人日報》1993年12月10日）。

　　資本家還有一個高招叫罰款。深圳海特製衣廠工人在廠裡上廁所要交費，每人每次1 角，廁所每堵塞一次，全廠200 多人，不論男女，每人罰款5 元。有時廁所一天堵兩次，工人苦不堪言。（安子，13）深圳市南頭添利廠規定，上班時間工人如講話罰款5 元，有一次連續工作了12小時的工人已經完成當日任務，提前10分鐘出來排隊打卡，被管理人員發現，18個臨時工每人被罰款50港幣。深圳市平湖鎮一家工廠，1990年4 月，全廠227 人，有74人受罰，6 月全廠215 人，有124 人受罰，最高罰款78元。（《深圳人》總3 期，25）

節約工人的生命

中國的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設備陳舊、技術落後，對於它們，節約對於維護工人生命和健康必不可少的設備和材料是節約生產資料的一個重要方法。《工人日報》（1993 年12月11日）發表的一封讀者來信披露：「一些縣鄉企業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忽視了勞動保護設施建設及職工的身體健康......豐潤縣一家水泥廠的破碎車間粉
塵超過標準四百二十七倍。職工的身體健康在那里根本無法保障。」

　　深圳市寶安區僅1989－1992年，三資企業就發生重大工傷事故30起，死亡25人. 有一個工程師因超時加班、身體疲勞，檢查機器時無名指、小指被打掉，中指被打斷，食指被打至指背裂開8 厘米。事故發生後，經理竟不屑一顧，說什麼：「殘廢算什麼，死人也不算什麼，你可以告去，我不怕。」（《深圳人》總4 期，20）陝西省長安縣有一個服裝廠女工，被機器軋斷右手，廠方只給她500 元就把她辭退了。（韓明希，327 ）筆者在深圳也聽說過類似的事件，不同的是廠方只給20多元就把傷殘工人打發了。陝西省韓城市1986年有212 家小煤礦，其中私營66家，佔31.1％。當年發生事故39起，死44人，傷22人，其中私營煤礦發生事故23起，死23人，傷22人，分別佔59％、52. 3 ％和100 ％。1987年1 －7 月，私營煤礦發生事故16起，死17人，分別佔全部小煤礦事故次數和死亡人數的84％ 和87％。（韓明希，327 ）1991年5 月30日夜，位於廣東省東莞市境內的興亞雨衣廠發生火災，80名青年女工被燒死，40人重傷。

R.史密斯評論說：「令人遺憾的是，這一類悲劇在華南出口加工工業中太常見了。在那裡，資本家享受廣泛的權力和自由，而中國政府卻不許工人有權力和自由。」廣東省消防局的報告說，僅在珠江流域，1990年就發生了1700起工業火災和爆炸。（Smith ，1993，95）在這種情況下，1993年深圳大爆炸和11.19 火災燒死82個打工妹的慘劇，也就不足為奇了。〔1 〕《人民日報》（1993年12月15日）也不得不發表評論：「悲劇何以一演再演？......主要是企業主忽視防火和安全生產，沒有把職工的人身安全放在心上......」有人恐怕要問：工人的權益受到侵犯，他們為什麼不尋求法律的保護呢？深圳是中國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地方，也是為現代資本主義服務的各種官方法律最完備的地方。1993年5 月28日，深圳市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深圳經
濟特區勞務工條例》。《條例》模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法規，規定了一些保護勞動者免受資本家過度剝削的條款：用人單位招用勞務工，應與勞務工訂立勞動合同；勞務工有權參加和組織工會；嚴禁招用未滿16週歲的童工；用人單位招用勞務工，不得收取報名費及押金；如勞務工患病或因工負傷，醫療期間用人單位不得解除勞務合同，醫療期滿未痊癒者，用人單位如解除勞動合同須提前一個月通知對方，並付與勞務工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補助費；每週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48小時，每人每月加班時間不得超過48小時，加班須按正常工資的150 － 2 00％發加班工資。但是，《深圳經濟特區勞務工條例》也和現代資本主義法律一樣，到處標榜自由、平等，實際上浸透著階級偏見。《條例》一方面企圖約束資本家的過度剝削，另一方面，卻本著維護資本家特權的立場，不許工人反抗。

《條例》規定：勞務工如果辭職須提前一個月通知用人單位，否則要向用人單位支付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補償金；如果勞務工經常遲到、早退、曠工、消極怠工，或者故意損壞設備、工具、浪費原材料、能源，用人單位有權無條件將其辭退。

這實際上使資本家可以隨便找藉口開除那些敢於鬥爭的工人。如果說，《條例》還不得不在紙面上標榜一點平等，那麼官僚執法機構就完全沒有必要標榜任何東西。筆者曾跟隨6 個打工妹打過一場官司。這6 個打工妹是深圳市華僑城盛隆服裝公司的工人。這個公司的工人每天要勞動14小時以上，經常通宵加班，從來沒有節假日，甚至大年初一還要工人通宵加班，廠方從來不給加班費。這6 個打工妹不堪忍受這樣惡劣的勞動條件，決意辭工，並且提前一個月通知公司方面。但是，一個月後，公司方面扣住她們的押金不還，還不發給最後一個月的工資（該公司向來要拖欠一個月才發給工人上月工資）。工人告到勞動局，勞動局官員一開始不分青紅皂白，就說工人無理取鬧，要工人回去。這6 個打工妹堅持不走，反覆申辯，勞動局官員才開了一紙公文，讓廠方調查處理。廠方當然不予理睬。

工人又到勞動局告狀。這次勞動局官員有了些耐心，教導工人不要只從單方面著想，要想到她們辭工給廠方帶來損失，說什麼：「如果都說走就走，工廠還開不開？」然後他又恐嚇工人：「你們都是三無人員（無身份證、無邊境證、無暫住證），屬深圳市清理對象。」又說什麼即使資本家違反《條例》，也不許工人違反勞動紀律，工人只有反映問題的權利。在6 個打工妹反覆要求以後，勞動局官員才同意處理此事。他把廠方代表找來協商，但是廠方代表矢口否認工人曾提前
一個月提出辭工，要工人拿出書面證據，工人當然沒有什麼書面證據。這樣糾纏當然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最後一次，有一個勞動局的科長，算是對工人比較有同情心，聽了雙方陳述以後，要求廠方把押金、最後一個月工資都退還給工人。公司方面口頭上答應照辦，回去以後對工人說，最後一個月工資可以給她們，但是她們的產品質量差，還曠工，所以要罰款，還要賠償廠方損失，七扣八扣，最後每個工人只拿到幾塊錢。這官司還能打嗎？要說明的是，盛隆公司在華僑城，距離深圳市區有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從華僑城到勞動局往返車費大約是每人8 塊錢。

到了勞動局要排隊，要介紹情況，與廠方代表對質，所以實際上一去就是一整天。每人每天損失工資10－20元。再加上到市區吃飯，每人每頓至少10塊錢（如在工廠附近只要兩、三塊錢）。這6 個打工妹為了打這場公司去市勞動局5 次，仍然沒有解決問題。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普通勞動者要按照資產階級的法律打一場官司，要耗費多少他們耗費不起的東西，他們想討得一點公正有多麼困難！這個事例說明，千萬不要迷信法律！很多知識份子呼籲要實行「法治」，認為只要在法律上寫上「人權」，就可以消滅醜惡的社會現象。但是，實際上根本沒有什麼離開「人治」的「法治」，「法治」無非是有錢人的「人治」罷了。

在深圳，有上百萬打工者，上萬家企業，勞動局處理日常糾紛的只有十來個人，怎麼可能管 理得過來呢？其結果，就是凡是《條例》上對資本家有利的條款，都能得到執行，凡是對工人有利的條款都得不到執行。

事實證明，中國的新無產階級只有自己起來鬥爭，才能捍衛自己的權益，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據統計，1990年僅在深圳市就發生停工、罷工69起，有9677名工人參加（安子，151 ）。但是，由於大批勞動力不斷從農村外出謀生，形成了一支巨大的勞動後備軍。所以，資本家有恃無恐。聽說有一次，深圳蓮塘工業區一家工廠，一條生產線上全部女工都停工，結果資本家把她們全部炒掉。有時候，資本家通過對工人稍作讓步，然後把領頭的開除的辦法，既平息了罷工，又清除了工人的領導力量。所以，新無產階級為改善自身處境而鬥爭的條件是非常惡劣的。

他們是從極困難的起點開始自己的鬥爭的，在最不利的情況下，往往只能採取盜竊、破壞、怠工等原始的反抗方式。另一方面，統治階級也不遺餘力地毒化無產階級的思想。有一個打工妹曾對我談起這樣一件事。一個技術工人因對資本家不滿，故意搞了一個錯誤設計，然後逃走了，資本家因此損失了幾萬元。這個打工妹認為，這個技術工人素質太差，「老闆對工人不好有時也是以外工人素質不高。」「打工者的權利要維護，老闆的權利也要維護。」又說，「打工者不受尊重主要是廠方不會管理，其實老闆還不錯，主要是管理人員不講道理。」像「素質」、「權利」、「管理」這些時髦詞彙當然都是電視、廣播、報紙每天在灌輸的。

　　但是，絕大多數工人從樸素的經驗出發，深深感覺到自己是受剝削的，所以他們本能地要反抗這種剝削。不管這種「反抗」素質如何，當工人要反抗的時候，資本家就不再是溫文爾雅、知書達禮的了，而是像瘋狗一樣地亂咬起來。

福州市台商永騏鞋業有限公司，有一個女工拿了該廠兩雙鞋，被發現後，兩個臺灣人夥同大陸保安人員把她捆住毒打，然後把鞋子掛在她脖子上示眾。示眾以後，又把她關進狗籠子，與兩隻狼狗「同籠」兩小時之久。臺灣經理公然對女工說：「我把你們當狗看！」該廠女工一上班，大門就緊鎖，停電也不讓女工出廠。晚上下班時，女工要排成隊，一個個接受搜身。（《報刊文摘》1993年12月9 日）

自由派知識份子說什麼「資本主義的天然邏輯導致政治民主」。《邊緣》，中國的新無產階級不要說公民權利，連人身權利都無從保障，還侈談什麼「政治民主」。實際上，直接的暴力壓迫向來都是資本家一個重要的「管理方法」。

廣州海豐鞋業有限公司，有一個男工釘鞋釘得不規範，被廠長打得遍體鱗傷，這還不算完，廠長又命令這個男工所在的整條流水線近百名工人站在中午的烈日下曝晒一小時之久，有的工人因中暑當場暈倒。這才是資本家最歡迎的。資本家最講實際，不像知識份子那樣喜歡講一些漂亮的抽象原則。資本家只關心利潤。在龐大的勞動後備軍的壓力下，新無產階級不得不接受極其低廉的工資、非人的生活待遇和勞動條件，而且無力組織起來進行捍衛自己的鬥爭，只有聽憑資本家任意驅使、奴役，因而創造出巨大的剩餘價值。

資本主義的積累機器就這樣被發動起來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蹟」就這樣用億萬打工者的血淚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