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必須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根本不必討論那一臺晚會好那一臺晚會不精彩諸如此類的問題，根本不能以一種羞辱群眾的方式作為理由來為一臺失敗的晚會做掩飾性的解釋：什麼觀眾的欣賞水平提高啦！觀眾強烈要求我們辦下去啦！晚會年年都有特色、年年都辦出風格啦！等等諸如此類。筆者首先聲明一下自己對春節晚會之類的基本看法：除了早些年，也就是春節晚會創辦之初，我曾經看了有限幾次。隨後再未看過。其原因絕對與筆者喜歡安靜思考無關（事實上筆者非常喜歡中外流行音樂會和民歌），筆者遠離此類聯歡晚會或文藝晚會的根本原因在於，這類文藝晚會或聯歡會患上了一種令人厭惡的政治媚俗的毛病。如果媚俗這個詞大家不難理解的話，想必政治媚俗是什麼意思，大家也不會不明白的。一句話就是：對某個政黨、某個利益集團、某個領導人、某種政治主張表現出一種集群性的、不正常的讚美、喜好和趨炎的傾向。
我認為，幾十年來，我們國家的許多領域一直被一種令人作嘔的政治媚俗現象困擾著、束縛著、籠罩著，使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帶有強烈的媚俗色彩。五十年代對共產主義的媚俗導致了浮誇風和大躍進，六七十年代對毛澤東的媚俗導致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可謂媚俗色彩最少的一個時期。但九十年代至今，政治媚俗有愈演愈烈之勢。我們知道，感激、讚美、歌頌理應是一種自發的、發自內心的情感表露，你不能指定讓人們感激、讚美、歌頌什麼，你不能讓老百姓只能感激、讚美、歌頌什麼，你不能霸王硬上弓，強迫別人感激、讚美、歌頌你。我的理解是：過分的感激、讚美、歌頌，和惡意的詆毀、誹謗、陷害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真理永遠不會從感激、讚美、歌頌中產生，歷史無數次證明，一片讚美和頌歌聲，往往催化和加速了一個人、一個政黨、一個王朝、一個企業的滅亡。同理，一個人、一個政黨、一個王朝、一個企業開始熱衷於被人們感激、讚美、歌頌的時候，它距離滅亡的大限也就快要到了。
長話短說 ，讓我們再回到春節晚會這個話題上來。為什麼春節晚會越來越不受歡迎而依然要執意辦下去呢？我認為就是這個政治媚俗在作怪，從開始辦晚會時還是一臺比較乾淨的晚會，越往後就趟成一池渾水了。春節晚會充斥了政治媚俗的氣息，它已經不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晚會了，而是變成了一臺由政治家為老百姓定做的、充斥著政治囈語和教化腔調的文藝晚會。什麼主旋律啦，什麼要振奮人心啦，什麼歌頌什麼什麼啦。筆者還記著前一段時間，中國五年一度的全國文代會和作協代表大會的聯歡文藝晚會上，一男一女對唱，曲調是《劉三姐》中的對唱曲調，台下坐著某位重要領導人，詞兒卻變成了「哎----，什麼講話暖人心，什麼人是咱黨的帶頭人，什麼代表指方向...」，謎語的答案是「七一講話、某某某、三個代表」。在中國最高的文學藝術殿堂可謂上演了一幕令人作嘔的政治媚俗的醜劇。
這裡筆者不禁又想起了一個令中國人一直耿耿與懷的話題：為什麼沒有一位大陸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原因很多，但前幾天《南方週末》的一篇採訪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中唯一懂漢語的瑞典漢學家，他在回答記者所提的百問不衰的問題時，非常直率的說「中國作家的作品政治性太強了」。我以為這位漢學家回答問題已經非常尖銳而含蓄了。一言以蔽之，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中充滿了政治媚俗的氣息，而從某種意義上，政治媚俗是反文學的，是文學之中的庸俗之作。在諾貝爾文學評選中僅僅被提及的三四個人（巴金、老舍、沈從文等），其扛鼎之作也是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啊！而這些作品正好沒有被政治媚俗所玷污。
現在，問題應該很明瞭了。企業家都知道選擇黃金時間作廣告，大年三十，萬家團圓，電視是傳媒之王，中國有十億以上的電視觀眾，難道政治家不懂宣傳之道？春節晚會總導演算得了什麼，晚會真正的幕後人冷笑著會告訴你「愛看不愛看是你的事，這套餐我必須做給你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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