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統治半個世紀 消失掉二十億畝安身立命耕地

2002-02-13 16:43 一架直升飛機在萬里晴空中勻速巡航。機倉裡，坐著以中國國家土地局副局長李元為首的一干人馬，手裡的照相機、錄影機正在緊張拍攝，模型似的河流、村落和土地從機腹下緩緩流過……。
　　
　　中國的耕地面積是個謎。原公布的耕地面積是「約十五億畝」，只見耕地不斷被鯨吞蠶食，但報上來的統計數字永遠是「約十五億畝」──平安無事，沒有警訊，就像一個人只看見自己遍體流血卻絲毫不覺疼痛一樣，神經傳導失靈。八十年代中期，中央開始警覺各地隱瞞耕地面積,「目前，全國人口這本『大賬』已經查清。但土地資源長期以來沒有准數，至今仍然家底不明」（《人民日報》社論「實事求是摸清土地家底」），但是，對各級地方官員來說，隱瞞耕地面積有明顯的利益：提高單產，以示政績；少報建設佔地，隱瞞中飽；基層鄉鎮政府還可把私瞞的土地變成自己的「小金庫」，以應付各種黑色和灰色開支；對中央政府也不是沒有好處，比如可以不斷宣布「用佔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基本上解決了佔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二人口的溫飽問題」，等等，既是「社會主義的優越」，也是「共產黨的英明」，可是，有人估計，近年耕地減少數應在年均兩千五百萬畝以上……但中央政府至少進行了十年的努力，仍然查不清「家底」，而這期間農業危機應接不暇，農村騷亂暴動此起彼伏，鄧小平發出警告：九十年代要出問題就出在農業上！

　　國家土地局檢查組從飛機上對「家底」拍照、錄像了不少，但清晰度不夠，也無法定位定量，於是又向中科院購買衛星數據，聯合幾所高校，開始製作十七個城市的監測圖。這些衛星照片一做出來，國家土地局上上下下大吃一驚──耕地的損失大大超過統計數字，城市的發展盲目而不合 理，閑置撂荒的土地也大大超過統計和地面監測的數據。

　　一九九七年一月八日，十七張衛星圖片被抬進中南海，這是國家土地局利用美國的一顆資源衛星ＴＭ於八七年、九一年、九五年三個時間段的監測結果所製作的大型展板，直觀形象地顯示了十七個城市侵佔耕地的規模和速度。ＴＭ衛星的解析度是三十米乘三十米，任何一小塊土地所發生的變化都逃不出它的監視。嚴峻局勢終於震動了峰層.後來，衛星圖片第四次進入中南海後，土地仍不斷消失。

基本國情與數字

　　中國是一個多山之國，山地、高原和丘陵約佔國土總面積百分之六十五；難以利用的高寒荒漠、石山、冰川、沙漠、戈壁等佔去總面積三分之一，可開發為耕地的面積極為有限。

　　中國耕地面積約為二十億畝左右，佔國土總面積約百分之十四；人均耕地一點六畝，僅為世界人均五點五畝的三分之一稍強；在全世界二十六個人口超過五千萬的國家中，中國耕地總面積與美國並列第二，人均耕地面積則為倒數第三。

　　在一千五百六十八個縣級行政區中，有六百六十六個縣，人均耕地低於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零點八畝警戒線。

　　百分之六十六的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原；百分之六十一的耕地是「看天田」，缺乏灌溉水源。百分之四十的耕地開始退化，百分之三十的耕地水土流失。

　　光熱資源豐富，雨熱同期；但水土資源匹配不佳，以長江為界，南部水多地少，北部地多水少；主要糧食產區黃海平原耕地佔全國百分之四十一點八，而水量不足全國的百分之五點七。

　　耕地品質不好，穩產高產田佔百分之二十二，中低產田佔百分之七十八。
　　耕地平均復種指數為百分之一百四十七，長江以南高達百分之一百八至二百五，全部耕地超強度使用，土壤肥力持續下降。
　　後備耕地嚴重不足，可開墾為耕地的宜農荒地僅有一點七億畝。

　　官方公布的中國耕地總量15億畝之數不可靠。美國的衛星照片顯示，大陸的耕地面積幾乎與美國相等，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組織的六十五位專家，在調查後估計中國大陸的可耕地在一點三億公頃（合十九點五億畝）以上，也就是說，官方數字低估了近百分之四；中科院國情研究小組估計的數字是二十點八九億畝，何搏傳披露的數字是二十二至二十三億畝。我傾向目前耕地總量為二十億畝左右。

　　耕地實有數比官方統計數超出很多，可作何種理解？何搏傳先生在十年前就說過了：「這似乎多少有點可喜。不過，如果這個情況屬實，更進一步說明我國農業生產效率比統計公布的要低得多。而除了在耕地損耗淨盡的計算時間上會稍有延長之外，並無其他更大好處。」這個「可喜」僅僅是看上去的，因為調查數字之虛實，不會影響到基本事實。把「用佔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解決吃飯問題，改為「佔世界百分之十的耕地」解決吃飯問題，並不意味著中國土地的承載力還有多大潛力。「中國土地承載力已接近極限」的結論，首先得自於長期的糧食困境，而不是數學計算的結果。實際上，中國土地承載力已經超過極限。西方學者的判斷，按照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水平，耕地面積如果達不到人均六畝，是很難長期合理解決糧食問題的。這裡的「合理」二字，應該是包含了生態平衡因素。認為中國土地承載力已「接近」極限，顯然是只說糧食而不管生態。如果「土地承載力」定義的前提是「在能夠維持生態平衡的狀態下」，則中國
早已超越極限。

　　一方面是耕地的承載力已近極限或超過極限，另一方面是耕地還在急速減少。

　　一九九四年，李瑞環在一次政協常委會上作了一個關於農用土地的專題講話，指出中國正面臨「人口日益膨脹，耕地卻在急劇減少」的嚴峻形勢。他所披露的統計數字是：「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六年間，全國累計減少耕地六點一億畝，淨減少二點三億畝，平均每年淨減少七百九十萬畝。」專家的數字稍高，為年均八百一十七萬畝；作家馬役軍報告的是累計淨減二點四億畝。這些剛剛統計出來的驚人數字，促使中國政府在精簡機構的同時，即刻設立了一個與土地使用部門沒有利益關係的機構──國家土地管理局。
　　　　　　　　
耕地減少量之謎

　　耕地是國土的精華。綜合各種因素，中國每年大約要喪失多少耕地呢？這又是一個難解之謎。

　　國家統計局保護耕地專題調研組披露：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五年九年間，非農建設佔用耕地兩千九百六十萬畝，並補充說明：實際數字可能是統計數字的二點五倍，即七千四百萬畝，年均佔用耕地八百二十多萬畝。作家馬役軍報告了一個更大的數字：在二十年間，城市、公交、基本建設佔用農地五億畝（大多是近郊良田），年均兩千五百萬畝──這兩個數字差了三倍。還有，如果說對於一九九七年前發表的有關土地使用的統計數字都需要乘以隱瞞係數二點五，那麼李瑞環講的三十年累計減少六點一億畝是否也要乘以二點五呢？

　　我查閱了許多資料，竟無從下手：長期以來的統計數字都疑點重重，並極為混亂。可以說，利用這些差距很大的數據，研究者可以得出任何想要的結論。看來，除了掙脫這團亂麻，從較為可信的基本數字出發重新計算之外，已別無他途──結果，我得到的答案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近年來，每年減少（非淨減少）的耕地竟然可能將近八千萬畝，其中包括：城鎮擴張侵佔耕地、鄉鎮企業佔用耕地、非農建設佔用耕地、水土流失損失耕地、農民建房佔用耕地、各類開發區佔用耕地、沙漠入侵耕地；暫不計算的部分還包括：廢棄土地、污染土地，每年因水旱災害減少的耕地數字不詳也暫不計算。

　　這一估算，也有兩個旁證：其一是，十多年前，何博傳就曾預言：如耕地面積仍直線下降，大約在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中國耕地將趨近於零──這與我估算的形勢大致相當；其二是，李瑞環所說的六點一億畝之數，是舊的統計數字，若乘以修正係數二，為十二點二億畝，年均愈四千萬畝；如果考慮到隱瞞情況越來越嚴重，再考慮到耕地減少的大幅加速趨勢和新近出現的畸形工業化佔地，前期大大低於平均數，後期大大高於平均數，則和我所估算的八千萬畝不相上下了。

　　到此，可以為近半世紀中國耕地減少的形勢勾畫一個大輪廓了：
　　五十年代初期，中國耕地為十六億畝以上；人均耕地二點七畝，為近半世紀最高值。
　　九十年代末，在經過近半世紀大量流失和新的土地開墾之後，維持在二十億畝上下；人均耕地降至歷史最低值一點六畝。
　　近半個世紀流失的耕地，累計數可能高達將近二十億畝。
　　簡而言之：
　　近半個世紀以來，由於以人為破壞為主的各種因素，我們丟掉了近二十億畝安身立命的耕地。

　　在急劇增加的人口壓力下，我們又被迫以破壞林地、草地為代價，開墾了二十四億畝耕地，勉強維持著民族生存。
　　在統計上，永遠會存在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後備耕地，事實上，從大量開墾林地草地陡坡地開始，中華民族的後備耕地資源已然耗費殆盡。
　　對於一個世界大國這種巨系統，生態環境的變化是漸進的，很難確定那個災難性的臨界點究竟在何處。中共以階級鬥爭的方式強行開墾山地，增加糧食產量。從那時起，快速衍生的生態災難，終於摧毀了民族生存與環境限制之間極為脆弱的平衡，決定性地使中國墜入整體性的「越墾越窮，越窮越墾」的深淵。

　　至為悲觀的是，在由人口、資源、生態容量、社會制度所給定的大格局下，我們看不到任何掙脫怪圈的希望。

　　　　　　　　《誰來養活中國？》引發的車輪大戰

　　耕地危機的直接表現就是糧食短缺。
　　一九九五年，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著名學者來斯特布朗出版了他的新著《誰來養活中國》，預言：在世界糧食產量與捕魚量增長趨緩或停滯的大背景下，由於下列原因，中國將進入一個糧食短缺的世紀──人口持續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使糧食需求量急劇增加；
　　耕地減少的趨勢難以避免，至二零三零年將降到不足人均一畝；
　　復種指數已接近最高點，即將開始下降；
　　本世紀中葉以來，水資源年消耗量已增長了五倍，將出現更為嚴重的短缺；
　　化肥使用量已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已接近回報遞減階段；
　　單產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難以大幅提高；
　　幾十年過去，大幅度增產的新品種並沒有產生；
　　──結論：至二零三零年，因人口增長和糧食產量下降，中國將缺糧二點零七億噸，等於一九九四年世界糧食出口量總和；如果再加上生活水平提高，糧食缺口將高達三點六九億噸，為目前世界糧食出口量的二倍；那時，即使中國有足夠的外匯，也沒有地方能買到這麼多糧食；中國的糧荒將衝擊世界；誰來養活中國？──誰也養活不了中國──只能寄希望於中國自己。

　　布朗敲過警鐘之後，滿懷熱望地寫道：「雖然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但中國已做好應付這一難題的充分準備，中國在其歷史的大部分時期處於世界科技及工業發展的領先位置，目前也確定了自己的發展道路。這個發明瞭造紙術和火藥的國家，如今有可能在建立持續發展的經濟方面再次領先於西方，如果成功，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其他國家羨慕和仿效的榜樣；如果失敗，則整個世界都將為之付出代價。」
　　遺憾的是，熱心腸的布朗被認定為「別有用心地散佈」「中國威脅論」。一九九六年十月，中國國務院發表了糧食問題白皮書，批駁布朗；同月，國家統計局發布一個後來成為笑話的資料，宣稱耕地面積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一點三，其中糧食作物的耕地面積成長百分之二，以此來駁斥布朗；十一月，在羅馬「世界糧食高峰會議」上發言，以提高單產和改變食物消費結構來解決糧食問題，反駁「中國糧食威脅論」。
　　即便到二零三零年中國進口糧食數量沒有達到二點零七∼三點六九億噸，布朗的預言是否就完全錯誤了呢？非也。──布朗把二十一世紀稱為「環境時代」，其重要特點就是地球的自然極限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這場世界性爭論實質，我以為是中國的國土承載力極限。布朗的反對派們雖然都承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是糧食淨進口國，但又認為中國的糧食危機將在造成全球災難之前的某一點上緊急剎車，並以這種驚險的雜技姿勢永續平衡。不管這種論證多麼科學嚴密，所證明的也是懸崖邊上的恐怖的「安全」。其實，這種論證本身，恰恰證明了中國國運已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雖然，在懸崖邊上剎住和掉下去畢竟有所不同，但是，就國土承載力這一問題而言，糧食（土地資源）再重要，畢竟也只是指標之一。

其他諸項指標，比如水資源、能源、礦物資源、自然災害、環境污染等等，如果都處於災難性局面，便是大勢已去。國土承載力是一個巨系統，其崩潰並不需要全部子系統崩潰，甚至也並不需要其中一個子系統全面崩潰；巨系統中任何一環斷裂，都可能引發全系統的崩潰。承載著我們民族的巨型方舟，早已是險況百出：超載、缺油、船體嚴重傾斜、四處漏水、發動機帶病運轉、傳動系統失靈、方向控制系統鏽死、海圖老舊、雷達失准、船員苦樂不均酗酒怠工、存糧存水嚴重不足、船長戒備著集體嘩變、高級船員隨時準備卷款棄船、救生艇數量不夠且經常有人駕艇潛逃、乘客們紛紛私橇船板以備不時之需……無視全面危機及其不斷加重之趨勢，而僅在某一單項上反覆纏辯，意義不大。

　　一方面，我也認為布朗的糧食預測大可商榷，到時候，中國可能既無錢買糧也無力運糧；布朗過於樂觀了。另一方面，我基本贊同布朗對中國基本生存狀態的悲觀預測，雖然他還是過於樂觀了。
　　　　　　　　
　超載的極限

　　若從歷史縱深看，由於國土遼闊而人口稀少，十八世紀前，中國不存在資源與人口的矛盾，人均耕地無論升降起伏，與承載力基本無關。十八世紀末葉到十九世紀中葉，當人口增長到三∼四億時，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據經濟學家何清漣分析，大約在一七五四年前後，中國人口就已達到危機點。從此之後，耕地增長遠低於人口增長，出現大規模糧荒。何清漣 認為，那時的中國，「超過了經濟負載力及生態負載力相適應的人口臨界點」，相關的數字是：那一時期，中國人均耕地猛然從三十餘畝（清畝，比市畝稍小）降至四畝以下。此後一百年之內，發生了三件大事：一八三四年前後，人口突破四億大關；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失敗，成為中華帝國衰朽的象徵性事件；一八五一∼一八六四年，暴發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提出了鮮明的土地訴求，當時的人均耕地已達歷史最低點：一點七五畝。因此有不少學者認為，太平天國革命可視為人口壓力超過了社會最大承受力的一個標誌。綜上所述，模糊一些，寬泛一些，我們可以認為，在小農經濟的技術、社會、制度條件下，四億人口已經是中國土地承載力之極限。

　　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土地承載力極限，實際上是指有限土地上的最大人口量。何搏傳曾畫過一條「最可怕」的中國人口曲線：
　　從公元前二一零零年的夏禹時期至十七世紀中葉的清初，這三千八百年基本上是一條稍有起伏的水平線；
　　從清初至中共建政的三百年間，除太平天國革命使人口下降以外，基本上可視為一條坡度大於四十五度的斜線；
　　自新中國建政以來，則變成一條逼近九十度的急速上升的垂直線。
　　用文字可作這樣的描述：如果從夏禹至今（近四千年）的整個中國歷史為二十四個小時，那麼前面將近二十三個小時（到清初）都沒有變化從第二十三小時開始，在一小時五十分鐘之內，中國人口連續突破一億、二億、三億、四億、五億，每增長一億人口需時近二十五分鐘；最後的十分鐘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勢如破竹地突破六億、七億、八億、九億、十億、十一億、十二億，每增長一億人口需時僅一點五分鐘。

　　經濟學家何清漣說，十八世紀中葉就達到了危機點；我們現在可以補充說，從那時開始，中國就一直掙紮在這個危機點上。抵抗人口壓力，加大土地承載力的途徑，不外乎提高單產和開墾荒地。前者，中國早已採用了世界上最細密而強悍的措施提高單產（取消傳統農業的輪作休耕，提高復種指數；改廣種薄收為精耕細作；擴大灌溉面積；推廣高產品種；超量投入化肥與石油；限制農民改業；以行政指令控制糧食生產……等等），在目前條件下，土地的潛力已達極點。後者，在長期大規模開荒之後，中國的可開墾荒地已耗盡。如果人口持續增長，而提高單產與擴大耕地已無多大可能，突破土地承載力臨界點的時間已經到來。如果真如國內外專家所言，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尚看不到農業科技的重大突破，就等於是說，中國因國土承載力超過極限而導致社會崩潰的局面──不是即將──正在到來。

在嚴格控制人口的條件下，二零三零年，中國人口將達到資源承載極限；若按目前人口發展趨勢看，二零一五年中國人口將提前突破這一極限，此後，除非大規模地輸入農副產品，緩解農業資源壓力，或者大規模向世界各國輸出人口，否則別無他途！」

　　這裡有三個數字：七億、九點五億和十六億。七億顯然是生態平衡點，九點五億左右是不計生態代價的糧食安全點，十六億則是生態容量耗盡引發總崩潰的臨界點。

　　有了這三個參照點，我們目前的狀況便不難定位：

　　第一，中華民族早已不可挽回地越過了國土正常承載力；

　　第二，我們正在向生命支持系統的總崩潰步步逼進；

　　第三，距離中國崩潰的生死界線，人口是三、四億，時間是十五∼三十年；

　　第四，最樂觀的預測是：人口可能在這條生死線上停步，亦即中國有可能免於崩潰，而長久地在生死邊沿掙扎。

　　中華民族曾歷經諸多劫難，但沒有哪一次如此危重。無論是十年文革浩劫、三年人為大飢荒、四年國共內戰、十五年抗戰、多年軍閥混戰、還是遠溯至綿延十四年蹂躪十七省的太平天國戰爭，都無非是爭奪土地、人民和權柄－－極而言之，旗幟可易，山河不變。遍覽歷史，無論多麼可怕的劫難，都不曾像今天這樣毀掉民族生存的基本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