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貧富差距之「馬太效應」

根據中國大陸官方公布統計數字,中國的各項貧富差距指標仍在安全線之內,但是近年來,就連中共自己都不相信那是真的。連國務院內部資料、報告都不採用那些數據,社科院和各大專業院校幾次組織的局部、片面和小規模專業調查、估算也與官方報告大相經庭。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統計報告在這方面也各執一詞,不盡相同。落後的統計系統再加上意識形態作祟和官僚腐敗作弊,把一個國家應有的憂患意識和警戒系統,淹沒在嚴峻的現實之外的信息混亂之中。關於這一點,鄭家享在1995年1月的《內部參閱》中的《轉規期經濟與統計失真問題》有祥細描述。
  
基尼係數:貧富差距已臨危險邊緣

本文只從「中國國家統計局」的隱秘性資料,和只有中共特殊高幹才有機會看到的大小《內部參考》和《內參清樣》中,發掘其真實的一面。近年中國人民大學 「社會調查中心」,在全國範圍內作了一次嚴格的PPS抽樣,從入戶調查問卷的數據作出的計算,中國城鄉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係數(高低收入差之比)為0.434,同時按城鄉家庭收入分組計算基尼係數為0.445,這組數據表明,中國的貧富查距已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基尼係數正常的安全線。

按照世界通常標準,基尼係數在0.3以下為(Best)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Normal)正常狀態,但超過0.4就算(Warn)警戒態,達到0.6則屬社會動亂,隨時發生的(Danger)危險狀態。該中心按照「五份等級」的測算方法測出:中國最貧困的20%家庭收入僅佔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卻佔社會收入的50.24%,而根據美國90年代的同樣數據:最貧困的20%家庭收入佔社會的4.6 %,最富有的20%家庭收入佔社會的44.3%,顯然,中國的貧富差距甚至大於被她歷來斥之為「貧富差距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另外在幾次民間組織的類似調查中,老百姓的感覺與基尼係數不太一樣,調查人員反映:中低收入家庭的調查比較可信,而高收入家庭往往打折扣,他們有隱匿收入的傾向(深怕遭「收入來路不明」調查)。據熊海濱在《經濟潮》總第三期《全民逐富:中國大洪荒》中介紹,這些包括各大院校、地方社團、學術機構在內的調查組織,在做了充分的統計之後,認為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可怕的0.59!
  
階級剝削:農民是最大犧牲品

自中共1957年在城市實現國有化以後,由於權力階級內部對少數既得利益團體之特權沒有限制,城鄉之間便形成了一種人類歷史極為罕見的「二元社會」等級制度。按出生地不同、強制性終身化分的「種性階級」,毫無社會保障的80%「農業人口」的賤民,和寄生式的20%「非農業人口」貴族。「老子打江山老子坐」的特權官僚制定了各種各樣的嚴酷的階級差別和利益對立,階級之間不但社會地位、等級不同,甚至不能通婚、交友!形成真正的「階級隔離」和「階級歧視」。據大陸農業部統計:從1952年至1978年「非農業人口」製造的工業產品,與「農業人口」製造的農產品不公平交換,製造的「工農產品剪刀差」累計7140億人民幣,相當於大陸當時好幾年國民生產總值之和。而從1978年至1991年這種非等價剝削就達13000億人民幣之巨,相當於每年國民生產總值的22%!也就是說,那些五分之一的貴族每年從五分之四的賤民身上白白多拿22%的勞動成果。

這種狀況只在八十年代初進行的農村改革才稍有好轉,但自1985年城市改革開始後,農村的境況又每況愈下,到八八年和九二年在城市大量發行鈔票導致的「經濟過熱」,整個經濟運作就是通過高通貨膨脹貶低幣值,間接進行的財富再分配的過程。農民在經濟、政治的雙層打壓下,又面臨了晚清和民國四十年代那種全面破產的境地。據大陸社科院統計:佔人口80%「農業人口」的消費能力,由改革開放之初,佔有消費市場份額的65%降到八五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其實正是農村原有的消費市場萎縮,才導致大陸國有企業傳統產品積壓、大量工業企業虧損:即英國經濟學家大為.瑞卡特所指出的「李家圖陷阱」現象),也就是說,總數佔20%的「非農業人口」反而消費了63%的社會商品!看看這種人為的階級差別達到多麼觸目驚心的程度!更不用看農民的收入狀況了,據北京社科院的保守說法:上海市民平均收入是貴州農民的十倍,收入不足以溫飽、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絕對貧困人口」,仍有七、八千萬以上。況且這種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進一步擴大的速度,已從原來的「龜兔賽跑」變成了「雙馬背弛」,迅速擴大,越來越遠。
  
馬太效應:城市貧富兩極分化

八十年代末引發「八九學運」的官倒、腐敗問題,的確成為社會公眾憤怒的焦點。1989年的一份內參《教學研究資料》中《關於社會分配不公問題的討論綜述》對當時的腦體倒掛、利益不均做了充分的調查研究。但到了九十年代這種分配不公發生很大變化:一是官倒、官商和企業主作為高收入主體進入了「通過非正常市場手段至富的人」行列;二是農民和國營企業職工成了貧困人口的主要部分;三是高低收入階層懸殊對八十年代來講,真是小巫見大巫。這種狀況正成為社會穩定發展、國家長治久安的定時彈炸。據1995年3.13期《內部參閱》郭繼嚴、楊宜勇在《城鎮居民收入總量增長分析》中,從國家統計局內部資料顯示:從1986-1992年國有企業單位職工人均收入,由2633元(人民幣,下同)增長到3594元,增長率為36.5%,而城鎮個體勞動者人均貨幣收入由2484元增加至5915元增長率為138.1%,而後者收入通常沒有透明度,所以增長率遠不止於此數。國有企業職工人均月工資為325元,而其他經濟類型職工人均工資為477元。更嚴重的是,由於國有企業長期虧損,目前全國有100多萬退休職工領不到、領不夠、或不能按時領到退休金,還有400多萬在職職工未能足額領到工資。據馮同慶在《內部參閱》1994年12.19期《我國職工現狀分析》,喻利新、劉朝惲在《改革內參》1994年第24期《全國貧困職工救濟中的問題和對策》中披露,國家統計局對全國550個縣市15萬居民生活資料抽樣調查,推算出處於人均月收入低於103元,即貧困線以下的城鎮居民約370萬戶1200萬人。據有關方面透露,企業虧損繼續擴大,更多的國有、集體企業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貧困人口數量由佔城鎮人口的5%上升至8%左右,九四年已達2000萬以上,至今已越3000萬。而據95.1.12新華社的消息:近年領取失業救濟的人猛增,已達180萬人,是上年的十八倍及前七年的總和。這些貧困人口有三大特徵:一是收入低少、入不敷出,基本生活失去保障;二是物價上漲,難以承受;三是公費醫療得不到保證。據九六年民政部統計,近幾年需要救濟的災民和貧困戶達1.4億,優撫對象4000萬人,孤老病殘人員5000萬人,總計2.3億多人。然而,大陸民政部坦承:有限的救濟只是杯水車薪,面對龐大的貧困群族,民政部也無能為力。
  
權力金字塔:財富集中在哪裡?

1995年《人民日報》發表一條消息:大陸居民儲蓄總額已達21518.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長了101倍多。人均存款由21.88元增加到1994年的1795元,增長82倍,年平均增長率達31.7%,這種財富增長率和高儲蓄率世界罕見。然而如此之多的財富為什麼又有如此之的貧民呢?錢到底去了哪兒呢?1995年4月5號的《中國市場報》刊載的一份調查報告給了人們一些啟示:佔大陸人口10%的貧困人口,只佔有存款總額的3%,且呈下降趨勢,而佔總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卻佔有存款總額的40%,且呈上升趨勢。這位資深社會學家預測,這種差距正按每年10%的速度擴大。也就是說,佔中國大陸十分之一的人,卻幾乎擁有全國一半的私人財富!那麼究竟是哪些人、通過什麼渠道獲得的如此多的財富呢?據北京社科院的多位學者研究發現:九十年代初興起了幾大純粹的金融投機行業,金融拆借、股票市場,房地產業,期貨市場,債券市場等等,在不完備的法制和貪污受賄暗盤交易中,僅僅依靠絕對權力和假借國家的資金投入,在短時間內就完成了一次次巨額的私人財富再分配。他們用手中的特權有賞調撥國家資金;勾結特權在股份制改造、股票上市中上下串通大撈「原始股」;批條子、批地、內外串通炒作房地產;受賄批准期貨市場的准入證;最近又行起一種上下聯手、官商勾結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這就使得只要擁有權力、或原在八十年代已積累部分資金的人,也有少部分的確有聰明才幹的人,在幾次不公平的投機中迅速爆發。大陸的一百多位財富超過一百億的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大多都是通過這種「非市場手段」,在九十年代湧現出來的。他們擁有大陸老百姓不敢想像的財產、豪宅、進口汽車。據大陸媒介報導:最近案發的陳希同、王寶森、周北方等人,任意挪用國家上億元資金炒股、私用,貪污上百萬巨資,擁有好幾套別墅、轎車、還公款養情婦。僅周北方一人購買香港半山區最貴的千萬豪宅兩座!
  
朱門酒肉:還能再臭幾時?

  在幾億百姓貧困交加、肌腸碌碌,幾百萬兒童上不起簡陋的小學、成為新一代文盲的情況下,看看這些官倒、權貴和爆發戶是怎樣「朱門酒肉臭」的吧!1993年7月1日「廣州酒家」推出「黃金宴」,食用黃金從日本高價進口,不到一月就售出一百多席,每席八萬至十萬;深圳「龍都豪門宴」,每席定價十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港幣,至今生意興隆;九四年上海「蘇州大酒店」推出「路易十三豪門宴」,頭兩天以半價優惠,每席二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元,第一天就售出六桌。從九三年始大陸取代美國,成為進口法國高檔葡萄酒的頭號市場,年消費量一萬六千瓶。

  同樣在中國內地,大量的學齡兒童,因為沒有(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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