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恐懼正在一點點被打破－－回望2001年

2001年春天，我在寫《脊樑──中國三代自由知識份子評傳》時，感到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是中年知識份子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超越恐懼，不僅是外在的恐懼，更是自己內心的恐懼。正是這種恐懼，無所不至、無所不在的恐懼，半個多世紀以來極權統治所造成的深入人們骨髓的恐懼，已內化為全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在反右、文革等一個接一個惡夢中跋涉過來的知識份子，面對這個制度所製造的種種罪惡時幾乎只能噤若寒蟬、選擇沉默，鮮有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的。20世紀70年代末之後，以許良英先生等為代表的老一輩知識份子曾有過可圈可點的群體表現。即使在1989年之後的沉沉暗夜裡，他們發出的人權吶喊、寬容呼籲，穿透了瀰漫著血腥味的夜空。年輕的89一代人從廣場的血與火中誕生，不少人經受了鐵窗、逃亡、失業的考驗，在極為悲慘的處境下成長起來。不管他們有多少的缺陷與不足，他們畢竟更富於行動的熱情，帶有更多群體抗爭的特徵。他們奮鬥過、犧牲過，至今仍在社會的各個角落煎熬。相比之下，經歷了文革的中年一代，在最近10多年來，我們很少聽到他們作為一個群體的聲音。他們正年富力強，思想、學問正處於黃金時期，是社會的中堅。近些年來，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作為個體，他們中不少人都是非常優秀的。如何能作為一個群體（當然這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站出來，承當一些能夠承當、也應該承當的社會責任，從根本上說，也就是超越恐懼──這是21世紀他們所必須面對的。否則，那些書齋裡的學問，那些誘人的思想之花，都會變成一種美麗的諷刺。畢竟，我們不是生活在乾嘉時代。

2001年下半年以來，以中年知識份子為主體的一批人文知識份子的作為，使我的這一期待變成了活的現實。面對《南方週末》、《今日名流》等報刊遭到新一輪的厄運，在經過一陣可怕的沉默之後，9月6日，中國知識界包括丁東、徐友漁、葛劍雄、崔衛平等傑出知識份子在內的33人，在《問題與主義》網站公開了《我們有話要說》，以「每人心裏一句話」的方式向受到整肅的新聞從業人員表示敬意，對這一侵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事件表示關注。「一句話」彷彿在一溝絕望的死水裡投入了一塊小石子，漾起了一層層色彩斑斕的漣漪。短短几天內，寫下「一句話」的人數不斷增多：秦暉、李新宇、高增德等各地學者，都寫下了精闢的「一句話」；李新宇先生還在自己的個人網站《學者莊園》特別推出了《我們有話要說》。如果不是「9．11」事件的發生，參加「一句話」的就不會只是48人。表達自己良知的人還會不斷增加，甚至可能釀成1949年以來第一次稍為像樣的爭取言論自由運動。

「9．11」打破了全世界和平生活的美夢。當這個泱泱大國沉浸在愚昧、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一片幸災樂禍聲之中時，又是以一批學有成就的中年知識份子站了出來。9月12日，包遵信、劉曉波、謝泳等14位知識份子率先發表《致布希總統和美國人民的公開信》。14日下午，朱學勤、秦暉、徐友漁、丁東、崔衛平、葛劍雄、肖雪慧等一大批學者發表《關於「9．11」事件的三點共識》。南京大學哲學教授顧肅等很多學者都紛紛發表文章，從理性和良知出發痛擊幸災樂禍，強調「生命共識」。他們的聲音雖然未能通過電視、廣播、報刊等媒體廣為傳播，但在文明悲劇發生的那一刻，他們堅定地表達了一個知識份子的立場，通過網路對社會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影響。

山西記者高勤榮因為率先報導山西運城地區的假滲灌事件得罪地方權勢集團，被誣陷入獄，判刑12年，至今沉冤未雪。11月9日是中國記者節，戴煌、李普、張思之、邵燕祥、丁東夫婦、秦暉夫婦、崔衛平、周實等知識份子為此聯名發出呼籲，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強烈迴響。簽名人數近200人。高勤榮案一時成為網上論壇的焦點。11月15日的《南方週末》也對此作了報導。

當楊子立等四位北京青年以「顛覆政府罪」受到審判時，我們也聽到了劉曉波、張耀傑、余傑、王天成、樊百華等11位知識份子發出的呼喊。雖然他們的呼喊在一個極權體制下回音空蕩，但公民的聲音是這個時代最值得珍視的聲音。它比一切欽定的聲音更真實地呈現了我們這個社會的面貌。

當然，我清醒地知道，這一切都僅僅是一個開始，但不得不承認恐懼正在一點一點被打破。中國知識份子在經歷了太多的災難、壓制、迷惘和失望之後，正以自己的獨立人格，一點點站起來，像一個真正的公民一樣站起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