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說：「我覺得，既然諾獎和平委員會，開始關注中國，那麼中國人，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為爭取人權和民主付出的代價也是很大的。而且這麼長時間，儘管政治環境很嚴酷，還有很多人在堅持做這方面的工作，[六．四]後，堅持這方面的事情。作為一個群體而言，做的最有道義感召力和最有時效的，既是人道主義的救助工作，又是抵抗強權鎮壓的這樣一個群體，自然就是天安門母親運動了。」
劉曉波在他的推薦信中說，六．四後，在天安門事件中失去孩子的母親們在恐怖政治中所進行的人道救助是大陸民間最具道義感召力和最有成效的人權事業，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的支持和讚譽。北京的另外一位學者
包尊信教授談到他寫推薦信的動機時說：「因為她們子女、親屬在[六四]中死了。她們這幾年一直在為她們親屬伸冤，也為和平不懈地奮鬥，為改善中國人權的狀況起了很大作用。」
北京異議人士劉曉波博士說：「在此意義上，天安門母親的見證歷史就更為悲壯，也更為偉大，應該得到更有力的關注和支持。」八十年代被譽為中國文學界「黑馬」的劉曉波是北京師範大學的文學博士，因為[六．四]而被捕入監，後來又再度入獄，丟掉了工作，目前是北京的自由撰稿人。他表示：「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天安門母親運動』是對中國人民爭取人權、自由和民主的最大國際支持。」
同樣因為[六．四]而坐牢並因此丟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員工作的包尊信在推薦信中說，天安門事件中失去親人的那些母親，沒有被苦難、悲痛和恐怖壓垮，反而為了冤魂而勇敢地站起來，以不屈的持之以恆的行動，討還公正，向權力和謊言宣戰，向麻木和冷漠呼籲－－她們尋訪難屬，收集、整理「六四」死難者的名單和記敘他們被屠殺的經過；她們向「六四」難屬分發人道救援款；她們要求全國人大組織特別委員會全面調查大屠殺；她們起訴「六四」屠殺元凶；她們向世界揭露六四真相；她們所做的這一切，是「六四」後的良知和道義的象徵。
在丁子霖、張先玲和蘇冰嫻等母親的帶領下，有111名[六．四]死難者的母親參與了這個「天安門母親運動」。她們在2000年6月4日，也就是[六．四]11週年之際，正式向媒體公開了這個運動的形式和宗旨，目的是要為死者討還一個公道。[六．四]已經過去將近13年，有關當局仍然沒有向學生和市民死者家屬表示任何形式的歉意。
[全美學自聯]在去年11月中旬呼籲各界人士參與提名[天安門母親]角逐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這些母親蒐集和整理[六．四]死難者名單的勇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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