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樂市人民法院的判決書認定，王凱鋒在任長樂市財政局長期間，於1995年10月至1997年9月，通過局長辦公會研究決定，或者授權該市財政局信用服務部，先後與27家企業簽訂了週轉金借款合同，並由企業所在地的鄉鎮財政所提供擔保。現在這27家企業已倒閉，財政週轉金尚有745.8萬元未能收回。
法院認為，被告人身為財政局長，應當對財政週轉金的發放、回收等工作負領導責任。在我國擔保法實施後，王凱鋒仍然允許行政機關作為擔保主體，從而違反了擔保法中關於「國家機關不能作為擔保主體」的規定，致使國家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玩忽職守罪，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但是，被告人的辯護人－－－北京大學的法學博士江曉陽律師認為，王凱鋒的行為實際上是嚴格按照福州市榕委(1999)9號文件(簡稱9號文件)精神和當前財政週轉金髮放通行做法辦事。福州市的這一文件明文規定，財政週轉金髮放必須實行擔保制度，由企業所在地區財政提供擔保。而通行的做法則是，幾乎所有的財政週轉金髮放，都是由企業所在地財政部門提供擔保。如此一來，王凱鋒的行為，一方面是下級服從上級的職務行為，另一方面卻被指控為犯罪。政策和法律打架，執行政策的人成了替罪羊。
據當地一位官員告訴記者，還是在1998年底，福州市為了扶持支柱產業、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重點鄉鎮企業的發展，決定從財政預算外資金中安排一部分，專項用於週轉借款。記者看到，就是在9號文件中的最後一部分也明文規定：「為了確保週轉金按期歸還，滾動發展，要實行週轉金貸款擔保制度。稅收在市裡的企業由所在口專項資金擔保；稅收在縣(市)區的企業由所在縣(市)區財政擔保。項目申請單位也應與所在縣(市)區政府或所屬主管部門簽訂資產擔保協議。」
一位行內人士指出，按照現行的體制，鄉鎮財政所由縣財政局統一領導，人員、工資乃至服裝都由財政局統一配備，它實際上就是財政局的一部分。財政所提供擔保，其實就是財政局進行擔保，這一做法，符合上述9號文件精神。
在採訪時，記者曾指著我國擔保法第8條「國家機關不得作為保證人」這一條款規定，問過一位財政幹部：「既然法律明文規定國家機關不能作為擔保主體，你們為什麼還要這樣做？難道你們不怕犯法？」
「誰不知道這個規定？不過，我們端的是上級部門給的飯碗，上級叫這樣辦，我們能不聽嗎？」這位財政局幹部還告訴記者，按照當地通行的做法，王凱鋒案件所涉及的27筆借款，如果最終確定不能償還，則應當由擔保人所在地鄉鎮財政負責。一般在財政往來資金中劃撥，其損失不會落在長樂市財政局頭上。
果真，福州市政府在2000年6月13日作出的《關於研究協調第三批產業扶持資金安排有關問題》的專題會議紀要，證實了這位幹部的說法。該紀要第2條規定：「對逾期不還，有賴債傾向的，市財政要堅決按照榕委(1999)9號文件精神，從為其擔保的縣市區財政或主管部門財政資金中進行抵扣。」
對此，江曉陽博士的觀點很明確：按照上級的文件精神，被告人王凱鋒的行為應當說是忠於職守，但是法院卻以其違反擔保法而將其判罪。如果說這種擔保不合法，那也不是王的罪過，而是上級政策與法律的現實衝突所致。
還是在2001年年底，一些著名刑法學家聚會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對王凱鋒一案進行了嚴密論證。專家們一致認為，王凱鋒的行為嚴格依照上級有關領導的指示和文件進行，是認真履行職務的行為，不符合刑法有關玩忽職守罪的規定。至於王凱鋒履行職責的行為與法律發生了衝突，那是一種制度性衝突，最後不應由他個人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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