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腐敗與性賄賂的立法化

腐敗問題仍是進入新世紀的中國所面臨的嚴峻問題，而「色情腐敗」的氾濫，已成為當前腐敗現象的一個新動向，從陳希同、孟慶平到胡長清、成克傑，一個個好色貪官在銀彈加肉彈的攻擊下前「腐」後繼，一幕幕石榴裙下的罪惡醜劇在官場上反覆演繹，色情已成為腐敗的
催化劑。「紅與黃」的結合，昭示著腐敗的升級。

隨著色情腐敗現象的日益猖獗，尤其是在一系列典型大案曝光之後，關於對性賄賂能否治罪的話題一時成為輿論矚目的焦點。其實，這個問題在法學界已是舊話重提。早在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國一些刑法學者曾就此問題展開過激烈的爭論，只不過當時的色情腐敗現象還不是十分突出,.因而這場爭論未像現在這樣得到媒體和大眾的廣泛關注。在最近引發的關於
性賄賂問題的討論中，仍然存在兩種對立的意見，可概稱為「肯定說」和「否定說」之爭。

「肯定說」認為現行刑法將賄賂對象界定為財物，範圍過於狹窄，已不能適應當前反腐鬥爭的需要，因此建議修改立法，將性賄賂納入賄賂物的範圍。而「否定說」則主張維持現行刑法關於賄賂物的界定，理由是「賄賂」一詞在漢語中本來就是指財物，我國自《唐律》以來的歷代法律也都將賄賂解釋為財物，並對賄賂犯罪實行計贓定罪的原則。如果將賄賂物範圍規定的過於寬泛，會使定罪量刑失去明確可行的標準，從而導致打擊面過大的後果，不利於維護刑事法治的統一性和權威性。

面對愈演愈烈的性賄賂現象和爭執不下的兩種聲音，立法者究竟如何抉擇和應對？這是一個需要深入思考和細緻論證的問題。筆者認為，基於性賄賂問題的現狀和趨勢，將其納入刑法的調控範圍是有必要的。應當說，法律的生命力首先在於它的現實性和適應性。文化傳統的承繼和公眾意識的制約等因素，固然是立法者在立法過程中應予考慮的，但法律的根基畢竟
是駐紮在現實的土壤之中的，而對特定文字的解釋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演進的。擴展賄賂物的外延，使性賄賂行為進入刑法規制的範圍，這是賄賂犯罪發展到一定階段所提出的客觀要求。當前，性賄賂行為所表現出的一定範圍的普遍性和相當程度的危害性，決定了將這種行為犯罪化的必要性。近年來，某些公職人員的實際收入已達到相當
水準（儘管他們的合法收入不一定高），在官欲、財欲等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之後，內心的空虛又使他們本能的情慾空前地膨脹，對異性的追逐超越甚至取代了對金錢的追逐。有的貪官對行賄者送上門的巨額財物不屑一顧，卻對接受各種各樣的性服務情有獨鍾、樂此不疲。於是，在許多行賄者眼裡，「肉彈」成為比「銀彈」更有效的武器。這也正是性賄賂行為不
斷滋生和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

對於那些既貪財又貪色的貪官而言，根據其受賄財產的價值大小，足以在現行刑法的框架之內解決定罪量刑的問題，「生活糜爛」則可作為從重處罰的一個情節。但是，對於那些貪色未貪財的貪官而言，如果其接受性服務之後為他人謀利的行為並不觸犯其他罪名。就找不到對其刑事制裁的依據，根據罪刑法定的原則，只能使這種行為游離於刑事法網之外。但從本
質上看，這種單純的性賄賂行為，同其他形式的賄賂行為一樣，都侵犯了公職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都損害了社會公眾對於公共權力的信賴感，權錢交易同權色交易在本質上並無二致。對賄賂行為的考察和界定，不能只看行賄人送了什麼或受賄人得到什麼，更重要的在於由於這種行為使國家和社會受到什麼樣的損害，儘管賄賂物的具體形式不同，但在能夠滿足
受賄人的某種需要，從而起到收買作用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因此，一切能夠滿足受賄人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的財物、物質性利益和非物質性利益，都應當視為賄賂。從實踐來看，將性服務等非物質性利益作為賄賂，其收買性遠非特定數額的財物所能比較，從而具有更為嚴重的腐蝕性和危害性。

總之，將性賄賂行為予以立法化，從而嚴密法網、嚴懲腐敗，是新時期的反腐鬥爭對刑事立法提出的新課題。從世界範圍來看，不少國家和地區刑法中的賄賂罪的對象範圍都涵蓋性賄賂，如德國、義大利、日本等國和我國的港、澳、臺地區，這些立法例都是值得我們借鑒的。當然，可以預見，性賄賂立法化之後，會對現行的計贓定罪的賄賂犯罪懲治體製造成衝擊，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司法操作難度的增大。但是，只要在縝密論證
的基礎上，科學地重構賄賂罪的處罰標準，並不斷強化刑事司法的效能，相信這一問題是可以逐步解決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