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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官員素質差距之主因 

 2002-01-05 17:25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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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十二月中旬,臺灣的民進黨政府派出行政院秘書長邱義仁和陸委會主委蔡英文等,訪問美國華盛頓。出人意外的是,他們的訪問和演講得到海內外媒體的普遍好評。但細究其原因,並不是他們宣示了什麼突破性的兩岸政策,而是他們的個人魅力和能力。輿論界對蔡英文的英文能力、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學位、四十五歲的年齡、以及溫文爾雅的演講,都給予了毫不吝嗇的正面評價。其中的一大啟示是,外交舞臺的表演有時候演員比劇本更重要。

 由此,自然引發人們對大陸官員素質的審視,並比較兩岸官員的不同素質。其一,雙方的學歷相差懸殊。臺灣官員的學歷大都是洋博士,而大陸則是土學士;其二,兩者的年齡幾乎相差一代。臺灣官員大多是四十幾歲,而大陸官員則接近六十;其三,兩岸官員的英文能力不能同日而語。臺灣官員的絕大多數是留美或留歐,而絕大多數的大陸官員則是「啞巴英語」,能讀不能說。其四,雙方的心態與語態截然不同。臺灣官員在國際場合比較自信、儒雅、寬容,而大陸官員則相對強硬、褊狹和固執。如此不同層次的學位、年齡和素質的官員,如果是「窩裡斗」、兩岸官員還能戰上幾個回合,但一旦在國際舞台上過招,大陸官員就相形見絀。

 問題的關鍵是,為什麼大陸官員的素質、尤其是外交素質相對不高?其中的主要原因,其實與大陸官員的本人智商並沒有直接關係,相反,兩岸官員的智商很可能是不相上下。所以,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客觀因素。

 首先,兩岸官員的素質代溝是歷史的悲劇所造成。當二、三十歲的蔡英文正在大英博物館潛心苦讀時,而二、三十歲的唐樹備則在經受三年飢荒之苦和十年「文革」之亂,當全大陸民眾捧著「紅寶書」當聖經時,臺灣社會正在經歷經濟起飛的奇蹟。所以大陸的人才荒與多年的天災人禍密切相關。

 其次,雙方的人才差距與不同的政治生態有關。臺灣已經進入民主選舉時代,政府官員必須承受立法院這一「煉獄」的洗禮,由此逼使官員必須能說、敢說,而大陸的官員儘管也需要接受人大的「監督」,但大都是備而不詢,或者只講不答,根本不需接受人大的直接質詢。長此以往,反應能力、應對能力和演講能力出現「用進廢退」的效應。

 再次,兩者的素質差異還與各自的意識形態有關,進入二十一世紀,大陸與臺灣相比不是缺乏人才的數量,因為隨著大批留學人才的回國,大陸的人才結構和人才資源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但是,大陸方面只借重他們在科技和經濟方面的長才,而在敏感的兩岸和外交領域,仍然奉行當年張春橋的用人原則:「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充其量只任用一些留美人才提供政策諮詢而已,如賈慶國、蘇格等。這是中國古代只用「奴才」、不用「人才」的現代翻版。

 兩岸官員不同的外交表現與各自不同的官場文化存在關聯。儘管臺灣官場仍然存在東方官場所固有的「拍馬」文化,但官員本人存在對下負責的內在驅動,因為既有代表民意的立法院修理,也有大眾媒體民意測驗的難堪。而在大陸,「唯上」、「唯書」是官場的定律,「不干不錯、多干多錯」則是為官的法寶。知而不言、干而不好,只是水平問題,但知無不言、干而出錯,則是立場問題。記得諸葛亮曾對劉備說,您有多少膽略,我就有多少謀略。大陸官場決定了最高領導人在兩岸問題上缺乏膽略,死守「一國兩制」,自然導致國台辦的官員難有謀略。

 所以,當人們在感嘆兩岸官員存在「素質代溝」、「觀念代溝」和「年齡代溝」之時,不能只能表面而又膚淺地責怪大陸的「演員」不佳,而應該從歷史的悲劇、政治的生態、意識的僵化和官場的文化等客觀因素去分析。很顯然,如今的大陸並不是「朝中無人」,而是朝中不會、不願、不敢用人。

世界日報

洪朝輝(賓州 西切斯特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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