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首要指標,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質素,但享受到這種成果的,卻主要是沿海的省分與城市的人民,如是造成了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陸發展的差異,而城市大部分在沿海,內陸多的是農村,因此形成了二元的體制、兩極的矛盾。這點在人大的工作報告,與社科院的研究分析中完全表露出來。
一個正常的國家,城市與農村,本來是互補與共進的:農村供應城市農作物,而城市的新產品又賣給農村,這是分工兼合作,各展所能,各取所需,各有收穫,共創繁榮。但今日中國的農村,未能滿足城市的需要,而城市的新產品,又不能被農村吸納,只有依靠外銷,如是使中國的經濟,不能像過去一樣,有高速增長,譬如每年有百分之八甚至更高的增長,未來幾年如能有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長,已是不俗的表現。這便是農村貧血、城市充血的症狀!
改革開放初期,在土地承包的基礎上,農村確曾復活過,但不久又停滯不前。過份的伐木,過密的耕種,過多的土地改變用途,使土質惡化,水災旱災頻傳,沙漠面積的增加竟佔全國土地的四分之一,形成沙災;然而法卻禁止農民的遷徙。以寧夏省為例,在某些乾旱地區,每平方公里居然住上過百名農民,比世界的標準,多出十倍以上,生計可想而知;就算在較肥沃的地區,農民除了支付稅費以外,還要繳交各類地方政府的行政費,兩者加起來,往往佔去收入的一半或以上;還有,農村的水電及供應,資訊設備,道路設施,教育質素,文娛活動,普遍不足,加上鄉鎮組織架構臃腫,加重農民負擔。
結果是內陸的農民,流向沿海,湧入城市,遭受非人的待遇,奴隸般的盤剝,被中共誣稱「盲流」,農民在城市人心目中早已被妖魔化了。北京官方舉例說,有六成以上的罪案,是由這些「盲流」所做的,今日中國的黑社會人數,據說已達一百萬。他們從來不提為什麼這些「盲流」鋌而走險。因此,農村的「盲流」,再加上沙災,已衝擊著城市。改革開放所得來的資金,不流向農村,只集中於城市,過多的資金又造成體系的臃腫與生產的過剩,甚至出現投機、炒賣、貪污的情況,而法規監察與經濟管理的系統又未能完全配合,帶來步入市場經濟以後的陣痛,雖然如此,城市人民仍看不起農村同胞。中共的戶口制是造成城鄉歧視的禍根。
這種貧血與充血,是經濟蛻變過程中的兩個極端,亦是毛澤東所謂的人民內部的一種矛盾,一邊是傳統的習俗,封建的文化,與落後的經濟,另一邊是准科學的經營、次現代的文化,與半國際的視野,由於前者是不覺醒的大多數,後者只是稍覺醒的較少數,中國很難在短期內有社會的轉變與政治的改變。
(世界日報)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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