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官就是牛

2001-12-13 19:51 我來深圳最初在一家娛樂中心做保安，後來老闆見我蠻機靈，便安排我協助彬管理歌廳，我當時被這安排嚇了一大跳，啊，老闆這是讓我去做媽媽桑嘛，要我去迎接客人，點頭哈腰地問人家：「先生，要不要小姐？」我像落水一般，直搖手：「我搞不了管理呀，再說這也不是男人幹的活。」老闆哪容我分辯，大手一揮就把這事敲定了。　　主管歌廳的彬是個20出頭的女孩，她從北京一所財經學院畢業，來深圳找發展，也是個打工的三無階層。　　她曾有過兩份較理想的工作。第一回辭職是因為那公司經理分配不公；另一家公司的老闆給她的月薪總是比別人多。一次單獨與老闆出去辦事，那老闆竟然邊開車，邊對她進行騷擾。當遇到紅燈時，彬立刻推開車門，連包都沒拿竄了出去。　　後來她就到了歌廳。不過做三陪小姐並不意味著就要賣身，什麼錢能賺，什麼錢不能賺彬當然心裏有數。彬是個心高氣傲的女孩，主管歌廳的香港女人辭職後，彬就拚命地毛遂自薦，終於頂了缺。自此彬就跳出火海了，自以為又成了白領。　　這是一個有錢人的世界，深圳有多如星海的酒店、歌廳、酒吧……這城市擠壓得只能生活在人員擁集的流水線上、寫字間裡，奔波於街頭……即使在那些豪華場所能有一點空間，也只是個侍者而已。　　

我來深圳最大的進步就是能夠去心平氣和地干許多過去不屑干、不願幹、不敢干的工作。這歌廳的管理就實在讓人蠻頭痛的。到這兒的顧客哪個不是來尋開心找刺激的？另外如果有工商、市容、稅務、防疫、文化公安等部門機關的公務員到這兒消遣，還得特別優惠關照一下。　　

彬處理矛盾糾紛的方式態度總是不卑不亢。她喜歡跟客人講道理：「您的要求我們可以考慮，不過您必須講出一個充分的理由來。」她好像要跟客人進行辯論比賽似的。而我處事要比她圓滑得多，不管客人如何無禮，說出怎樣下流的話，我都說：「您說得有道理。」「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開導彬說：這種地方的事事非非就那麼回事，只要能把客人的錢哄到手就OK了。　　在歌舞廳我儘管小心週旋，還是出過事。一次一位顧客遭到陪舞小姐的冷遇，保安小剛忽然跑來管閑事，沖客人嚷：「人家不理你，你就算了嘛，何必沒完沒了呢。」那客人當時就不幹了，張牙舞爪地大吵大叫，幸好有位紅裙陪舞郎出面解圍，拉住那客人手說：「大哥別生氣了，我陪你跳舞。」　　那紅裙女郎至今我都不知其姓名、年齡，干她們這一行的都屬於地下工作者，不輕易暴露真實身份的，我給這個幫過我一把的女孩起了雅號，叫茶花女。茶花女也是個好出風頭的主，自那以後她常替彬處理糾紛。
　　
其實在這兒做事得多長几個心眼，稍不小心就會得罪人，首先不能太討好老闆，那總會被同事所唾棄。工作上更不可無謂地冒尖，得到老闆的表彰越多就越會成為同事們的眾矢之的。「茶花女」與彬都不大會做人，所以一個被人嫉恨，一個被人看不起，我倒是一個能左右逢圓的老好人。　　

那個叫小剛的保安不久就被炒了，他臨走時還斥責了我一番，說我是哈巴狗。我心平氣和地開導他說：「咱們為什麼來深圳，是來打工的，是來掙錢的，不是來主持什麼正義的，就憑你我能主持得了什麼正義，做個哈巴狗有什麼不好，哈巴狗有飯吃，總比做個喪家狗、做個落水狗被人痛打強，等你流落街頭淪為乞丐，誰會承認你那點尊嚴。」小剛揚長而去了，走路的姿式完全是軍人的正步，他是個剛剛轉業不久的軍人。　　我總喜歡充當別人的老師，其實很多東西我也搞不清楚，我不知道怎樣做人做事最好，我只知道怎樣做人做事不行。　　想當年我也曾像小剛一樣炒過老闆，揚長而去過。可當炒老闆的痛快勁過後，我就得流落街頭。看著櫥窗裡的美食流口水時，問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能適合這個社會？需要改變的是別人還是我？　　我喜歡憑窗眺望燈火輝煌的深圳夜景，這個時候我會想入非非，也會腦子裡空空蕩蕩的，我的情感在這緊緊張張的生活中變得麻木不仁，世界上好像沒有什麼事情能感動我了，我甚至絲毫也不想家，覺得一切都是那麼乏味，那麼滑稽，我有時會有種難以擺脫的厭煩情緒，就常有種想哭哭不出、想笑笑不出的感覺。想當年我剛到深圳闖天下也有那麼股自命不凡感。那時我同幾位結義朋友一起從內地來到這兒，到了才曉得找不到事做的滋味，先一步找到差事幹的也顧不得別人了。什麼同甘共苦、同舟共濟都忘得一乾二淨，大家最終都作鳥獸散了，現如今那幫結義朋友中也有混起來的，有的在福田市場做起了生意，還有位在布吉海關附近購置了房子……貧困潦倒時，我曾向他們借過錢，可他們卻說：「我不能施舍給你。」後來我想開了，誰叫自己不爭氣、養活不了自己呢？如今我把除睡覺以外的時間都用在了掙錢上……　　

「我不想活了，活著真沒意思，整天都是為了錢。」在歌廳我自言自語地嘆息道。一位服務生插話說：「你打算去跳深圳河，還是到小梅沙跳海，我打的送你去。」另一位服務生說：「別那麼想不開，看一場電影就好了。」我說：「我還用去看電影，我覺得我天天都在看電影。」「茶花女」這時跑過來，在我耳邊低語道：「我一會請你吃夜宵。」　　夜已經很深了，果然「茶花女」沒有食言，請我下館子，啊，我覺得生活真是太美好了，活著就是有情調「茶花女」告訴我：她父親不知從哪兒得知了她在深圳的底細，來信說不想活了，這輩子沒臉見人了。她問我該怎麼辦？我感慨道：「人總有比命還看重的東西。」「茶花女」說：「我也不是從小就立志要做三陪的，還不是沒辦法，我當初來的時候計畫也美得很。你呢，你來深圳有什麼長遠打算？」我說：「我是被人騙來的，來了後找不到事幹，又把錢花完了。」「啊，那你怎麼辦？」「茶花女」問。「當然只有兩條路走了，一條是去做乞丐，一條是去攔路搶劫。像我這大小夥子又怎麼好意思去要飯……」「茶花女」插話問：「那你攔路搶了多少錢？」我有些生氣道：「你憑什麼說我攔路搶劫？我最後又找到了第三條路：和幾個同鄉一起撿易拉罐賣，等渡過難關，大家就各奔東西了。」「茶花女」驚喜道：「原來我還以為就我一個很慘呢，原來你也是個喪家犬。」我說：「那就為喪家犬相聚乾杯。」　　

有一天傍晚雨大，顧客不多，我想這一晚的工資可以輕輕鬆松混到手了。但我估計錯了，正是這一晚出了事。並促使我決定辭掉這家歌廳的工作。　　大約是晚上9點，來了3位顧客，其中一位50歲左右的男人對緊隨其後的彬說，上10位小姐，彬愣了一下，那男子道：「怎麼不明白？這裡也是要競爭上崗的。」結果我們只給他們找來9位陪舞女郎，彬向他們表示欠意，那中年男人道：「咦，再加上你不就夠了嗎？」彬聲明：她不是幹這個的。彬這一句連那幾個陪舞小姐聽著都不滿，個個直撇嘴。那男人問：「那你是幹什麼的，你的檔次比他們高，你說個價錢。」說著按著彬的肩膀，強使她坐在他身邊，對她百般調戲。歌廳裡保安、服務生，包括我，沒有一個願幫彬一把。那中年男人將臉貼近彬的臉：「你有多漂亮？也就是鼻子、嘴長得好，眼睛眉頭也不知從那兒撿來的。」其同夥嘻笑不止，男子說著就要摸彬的臉。彬惱了，用骼膊肘一擋，正好頂到那中年男人下顎，那男人不幹了，打了彬一記耳光，彬立刻還了那人一耳光就跑了。打的並不重，她只是出於本能的反應。　　

僱員打顧客，這在歌廳裡還是頭一次，連老闆都驚動了。老闆連連向那男人陪禮，並保證要把彬炒掉，那中年男人大不答應：「炒掉她就完了？她當著我同事面打我，我以後還怎麼做人？你們這的人一點不懂規矩，教她學學規矩，叫她出來給我跪下遞杯茶，這事就算了了，不然我叫派出所的朋友抓人。」老闆只好去找彬談。　　大家都認定以彬的秉性肯定不會給那人下跪。我們歌廳的人並不怕什麼大款，我們的生意又不靠二三個有錢的顧客來支撐，可那人並不是個大款，而是新調任到這一片的工商幹部。老闆把這一情況告訴彬時也並沒有強迫她去下跪，只是說：「你不去我不勉強你，我去好了。人家動一根小拇指就能搞垮我們。」當時彬二話沒說，瘋了一樣撞門而出，逕直奔到那工商幹部面前，如伐倒的樹一般雙膝跪倒，頭也不抬地說：「大叔對不起了。」那工商幹部顯然被彬這忽如其來的舉動給鎮住了。他立刻從口袋裡拿出一疊錢，數也沒數地甩在桌上：「買單！」然後起身就走，並對兩個依舊呆坐在原處的同事吼道：「你們打算住在這嗎？」老闆拿著那錢追出去，連說：「不用買單了。」　　

彬長時間地跪在那裡，頭低得很深很深，頭髮幾乎挨到地。那一刻我不知道為什麼，忍了很多年的眼淚流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