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與專制制度的改革

　　法國《世界報》這樣介紹胡錦濤：「今年六十歲的胡錦濤，將在2002年秋被中國共產黨指定為北京政權的首腦。」這種行文方式，幾乎已經是中國的春秋筆法了。在西方媒體和政界涉及中國政治的話語中，不管是潛在的心理層面還是最直接的語義層面，一種面對將來時態的「繼承人」的「禮儀」已經成為慣例。這反映出兩個事實：一是民主時代的語義混用，二是共產黨文化尚未消亡。

　　胡錦濤這次歐洲之行，從莫斯科到歐洲其他西方國家的首都，幾乎被視為即將成為事實的中國「未來第一號」人物而受到事實上的最高等級「國賓」禮遇。在倫敦，英國女王接見了胡錦濤；在巴黎，希拉克總統接見了胡錦濤。也許我們不應該簡單地把這種「禮遇」誇大為西方對一種共產黨文化的接受，但民主世界中存在著政治實用主義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何況「出於禮貌」並不意味著認可。

　　這種政治實用主義也可以界定為「權宜性」。法國世界報前駐北京記者德隆（Francis Deron）在一篇評論胡錦濤訪法的文章裡指出，令人詫異的是人們可以事先讓中國的「未來的第一號人物」榮耀起來。

　　在中國，這除了政治慣例，覬覦最高職位的人所具有的命運也是一個原因。這個命運就是權力的化身。但在西方，胡錦濤所到之處，也出現了提前為其「正名」現象，確實令人深以為異。這除了用禮儀來解釋，似乎別無他由。然而在禮儀上，西方國家被迫打破政治慣例，採用近乎接待「王儲」或「親王」的規格接待胡錦濤，不也是考慮到此人就是中國未來的「權力化身」這種尚未成為現實的現實性嗎？

　　迄今中共接班人仍然是在一個封閉的極權體制內按權力平衡方式指定的，並且帶有東方古老的宗族傳統的痕跡。而西方禮儀上的權宜做法，其「適用性」只是表明中國政治體制的沿襲直到當代仍被視為特殊的東方範型，它在禮儀上是被視為合法的，但其合法性不是建立在代表性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承繼」的觀念上。

　　另一方面，照德隆的看法，西方可能把胡錦濤視為「自由派」人物（與中共內部的「保守派」相對而言）。但是德隆指出，作為共產黨權力中心的一員，所謂「自由派」的胡錦濤也只不過是這部權力機器中的一名高級官僚，甚至是「黨棍」式的高級官僚。最明顯的事實是，1989年3月胡錦濤還在西藏擔任黨委書記的時候，就曾毫不猶豫地下令向拉薩的藏族僧人開槍。而在他被推為中共「第四代」領導人之後，也未見他說過有利於中國反對黨的一句話。

　　因此，人們所說的中共內部「自由派」，其實與西方政治學概念中的自由派並非一回事。不過在一些西方分析家看來，在經歷20多年經改陣痛和變化的中國，胡錦濤畢竟代表國家繼續改革的希望。這並不是說胡錦濤是一個代表改革的「自由派」，而是因為他是一個權力平衡的中介，既能滿足黨內高層改革派的願望，又不冒犯死守過時政治體制的保守派的利益。可以預見，胡錦濤接班一旦最終成為事實，他未來的責任也就是為「表面的穩定」提供保障。

　　基於前文提到的分析，德隆另提出一種看法。他認為，在共產主義徹底崩潰的今天，中國仍按過時的政治傳統將穩定的保障放在一個起平衡權力作用的「第一號」人物身上，這本身也給中國未來改革進程種下「潛在的失敗」根源。這首先是因為，把胡錦濤推上權力寶座的是權力鬥爭妥協的一鍋湯似的結果，這種妥協要求維持現有的執政方式，而事實證明現有執政方式是無效率的，要麼就是以鎮壓為手段的。由此看來，胡錦濤上臺只能是「繼承」一個已經失去合法性的政權。

　　對中國事務有長期研究的法國軍界要人亨利．埃羅（Henri Ayraud）將軍最近出版了一本討論中國問題的書（《中國：江澤民和朱鎔基的專制型改革》），書中詳細分析了中國式的「專制型改革」。埃羅認為，目前中國體制整體上仍然是按完全陳舊過時的政治參照系來治理的，形成一種古老傳統與虛假的現代性交錯與融合，而中共黨內（包括知識界某些智囊）提出的革新主張也不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20世紀形成的虛假的現代性風景而已。而在中國傳統政治與馬克思主義這兩種思想體系之間劃上連接符之後，就只能是極權形式的「精英主義偏執」，即排斥「選舉代表制」的共產黨一黨專政。因此，中國的改革迄今仍然是一種「專制型改革」。

　　中國知識界目前的一些討論（如新左派）雖然涉及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但核心部分仍然是20世紀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的流變。因此，中國改革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思想依據和保障係數非常有限。正如埃羅在他那本《中國：專制型改革》論著裡指出的那樣，共產黨體制在中國的改革已經留下大量的參數，有的參數是對體制的否定，有些則是力圖拯救這個體制。人們若要對中國的前途加以考察，目前只能提出疑問：在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明的情況下，中國自身能改革成人們期待已久的那樣一個民主國家嗎？

　　法國世界報前駐北京記者德隆認為，由於中共即將接班的新一代領導人（不管是不是胡錦濤）必將繼承一個業已失去合法性的政治體制，而由於這樣一種地位他們不得不繼續推行「專制型的改革」，因此中國未來改革的希望中包含著「失敗」的風險。在權力即將交接之時，就看中國「第四代」領導人是不是能拋開那種歷史地形成的民族封閉，讓這個既古老又正在新生的國家不失時機地與歷史赴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