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假左派與流氓無產階級的啼笑姻緣

　　一、爭執由何而起？

　　這場爭執起源於我提出的一個不等式：「弱勢≠正義，流氓無產者也是『弱勢』卻是最反動的勢力。」任何不是惡意曲解的人都可以意識到：我的「不等式」並不是攻擊弱勢群體的，而是提醒弱勢群體，保持純潔性，不要淪入流氓無產者的誤區。假左派國語先生看到我的不等式後迫不及待地對我指責道：「流氓無產者並不是什麼『最反動的勢力』，而是可以組織起來參加革命的群眾。當年國民革命軍、中國紅軍以至俄國紅軍中就有不少流氓無產者的成份。」不僅如此，假左派國語先生還給我扣上一頂帽子：「革命導師列寧也沒說過他們是什麼最反動的勢力，可見某些自稱愛蘇聯的所謂『左派』其實是列寧主義的叛徒。流氓無產者其實就是無業無產的遊民，再怎麼也是階級壓迫的受害者，他們的一些缺點和不良行為也是壓迫階級造成的，應當由壓迫者負責。」

　　假左派國語先生這番話首先暴露了他對馬克思主義一無所知的真實面目。我甚至敢斷言他甚至連《共產黨宣言》這樣最基本的、屬於「共產主義ABC」範疇的著作都沒有看到過，否則他決不會這麼理直氣壯，更不會用「革命導師列寧也沒說過」來給我戴上一頂「叛徒」的帽子。這正應了《一九八四》中「老大哥」的那句語錄：無知就是力量（如果假左派沒有看過這部《一九八四》而理解不了什麼叫「老大哥」的話，恕我在此不做解釋）。看到假左派這副假裝義正詞嚴、真理在手的樣子，我又好氣又好笑，只好引用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流氓無產者的描述來回答他：「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捲到運動裡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83頁）

　　看了馬克思的原話以後，假左派國語先生自知理虧，但仍然虛晃一槍，無理狡辯道：「馬克思主義不是僵化的教條，你這套把戲比王明之流又高得了多少？」－－就這麼著，短短几分鐘之內，假左派國語先生像一位偉大的魔術師，剛才還依據「革命導師列寧也沒說過」把我定為「列寧主義的叛徒」，現在又因為我念了一條馬克思的語錄而把我變成了一位王明式的、唯書唯上的「教條主義者」（啊！角色變化太大，以至於我這個「列寧主義的叛徒」到現在還無法適應這個「教條主義者」的新頭銜）。當然，魔術大師國語先生也似乎意識到這個戲法變得有些唐突，因此只好給自己找了一個台階：「王明這種『理論家』終於還是當了革命的叛徒。」－－哈哈！魔術師的這句話不但沒有給自己找到台階，反而暴露了他對歷史和政治的一竅不通。因為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明白：王明自打從蘇聯回國就宣稱自己是個「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從來是瞧不起毛澤東式的「山溝溝裡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雖然王明犯了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但始終沒有放棄他心目中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你可以說張國燾叛變，也可以說陳公博、周佛海叛變，但獨獨不能說王明「叛變」。因為王明被廢黜後，又回到蘇聯去當他的「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並徹底歸化做了蘇聯人，病逝後被安葬於莫斯科新聖母公墓－－請問假左派，王明一生什麼時候改變過自己的信念？他究竟「背叛」了誰呢？

　　二、什麼是流氓無產者？

　　如果說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對流氓無產階級僅僅是指出了他們的一般特點，那麼，他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就是對流氓無產者的具體分析了。馬克思寫到：「流氓無產階級在所有的大城市裡都是由與工業無產階級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構成的。這是盜賊和各式各樣犯罪滋生的土壤，是專靠社會餐桌上的殘羹剩飯生活的分子、無固定職業的人、遊民……能夠作出轟轟烈烈的英雄業績和狂熱的自我犧牲，也能幹出最卑鄙的強盜行徑和最齷齪的賣身勾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392頁）是的，沒有什麼比馬克思對流氓無產者的描述更精闢、更淋漓盡致了。這些由盜賊、慣匪、敲詐勒索者、職業乞丐、無業遊民、妓女、地痞流氓等等組成的「各式各樣犯罪滋生的土壤」正是流氓無產階級的階級基礎。

　　馬克思對流氓無產階級的分析，不僅僅指出了流氓無產階級的兩重性，而且也指出了流氓無產階級的傾向性。請注意：「（流氓無產階級）能夠作出轟轟烈烈的英雄業績和狂熱的自我犧牲，也能幹出最卑鄙的強盜行徑和最齷齪的賣身勾當。」這無疑是指他們的兩重性，而「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則鮮明指出了他們的傾向性。因此，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然會對流氓無產階級保持高度警惕性。

　　馬克思對流氓無產者的痛恨和厭惡不是沒有道理的。1848年，法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以每天1法郎50生丁的價格收買了這些流氓無產者，建立了準備屠殺工人用的「別動隊」。然後，流氓無產者充當了鎮壓工人階級起義的劊子手。《世界通史》中有這麼一副插圖，再形象不過地描繪了當時法國流氓無產者的形象：歪戴帽子、敞胸露懷、花格褲子，以流氓的典型姿態斜靠在長槍上，再配上典型的、恬不知恥並隨時準備被任何人收買的無恥表情。

　　流氓無產階級所遭受的「苦難」與工業及農業無產階級（以下合稱「產業無產階級」）所遭受的苦難是「截然相反」的。產業無產階級是由於不佔有生產資料，而被剝削階級剝削與壓迫。剝削階級在馬克思恩格斯那個年代，是根本沒有什麼「人道」概念的，他們像對待牲口一樣對待無產階級，榨干他們的血汗、鎮壓他們的反抗。因此，以革命的暴力對待反革命的暴力，是那個時代唯一正確的選擇。雖然遭到這般苦難，產業無產階級始終保持著正義的優勢和自己隊伍的純潔性－－無產階級本身就是「最大公無私」的階級，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不僅僅是解放自己，而是要解放全人類。而流氓無產階級，則是一批自甘墮落、好逸惡勞、游手好閑的腐化分子，他們夢想一夜暴富，夢想不勞而獲，天然就是上層的剝削階級分子的別動隊與後備軍，與產業無產階級除了一無所有這一點相似之外，毫無共同語言。流氓無產階級在任何社會下都是社會渣滓、害群之馬，他們毫無建設文明的本領，只有破壞文明的能量。流氓無產者總是能與形形色色的剝削階級、反動統治者、政治流氓找到共同語言。流氓無產階級參加「革命」，也根本不是為了追求什麼人類的解放，而是追求他們自身的利益。

　　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造反」的心態可以說是流氓無產階級被捲入革命運動時心理的寫照。阿Q「造反」的動機是「阿Ｑ近來用度窘，大約略略有些不平」，他對「革命」的認識就是「好，……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我手執鋼鞭將你打」。他的「革命」措施就是公報私仇－－「這時未莊的一夥鳥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Ｑ，饒命！』誰聽他！第一個該死的是小Ｄ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麼？王胡本來還可留，但也不要了。」而他革命的目的，則是「東西，……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自己是不動手的了，叫小Ｄ來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那裡，－－可惜腳太大。」－－這樣的「革命」與無產階級所進行的人類解放鬥爭怎麼可能找到共同語言呢？！

　　阿Q是流氓無產階級中對社會危害度稍輕一些的無業遊民，我和魯迅先生一樣，對阿Q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流氓無產階級的其他分子，比如惡棍、無賴、流氓、慣匪、敲詐勒索者、騙子手，他們是一批徹底沒有人性、道義和基本的做人準則可言的社會渣滓，他們的理想完全是以一種剝削社會代替另一種剝削社會，除了讓這些流氓無產者成為「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新的剝削者之外，勞動人民除了付出血的代價，還會得到什麼？明代末年，流氓無產者張獻忠所進行的「起義」，走到哪裡就屠殺到哪裡，造成四川人民「百不存二」；等到進了成都，頭一件事情就是四處擄掠，充實後宮；後來在成都站不住，就乾脆屠殺了全部成都居民，一把火燒掉了錦繡蓉城－－今天的流氓無產者所進行的「革命」，又將是一幅什麼圖景？（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

　　馬克思精闢地指出：流氓無產者是「與工業無產階級截然不同的一群人」，得出了結論：「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捲到運動裡來，但是……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並警告各國的無產階級：法國的「工人把別動隊看錯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393頁）。這個分析與結論，在以後150年的歷史中得到了充分驗證。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湖南省委工作的李維漢曾經說：「農村中確實有一些遊民（或稱流氓無產階級），他們有革命性，在農運興起的地方，打先鋒的常常包括這樣一些人。但是對他們需要作一分為二的分析。因為這是一個動搖的階級，其中一部分易為反動勢力所收買，另一部分雖然參加革命，也要在革命中對他們進行改造，防止他們的破壞性。」（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101頁）對我國農村問題有深入研究的著名作家趙樹理也曾經說：「據我的經驗，土改中最不易防範的是流氓鑽空子。因為流氓是窮人，其身份和貧農容易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農民，早在封建壓力之下折了銳氣，不經過相當時期鼓勵不敢出頭；中農顧慮多端，往往要抱一個時期的觀望態度，只有流氓毫無顧忌，只要眼前有點小利，向著哪方面也可以。」（趙樹理：《關於〈邪不壓正〉》，《趙樹理全集》第四卷）

　　中國革命的實踐，充分論證了碸慫級粵髏ノ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