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生命的共識： 從九一一恐怖事件說開去

像以往的幾個重大事件一樣，我們又一次看到國人態度之截然對立，甚至情感愛憎也是如此地殊異。但此次的最大不同是分歧的完全公開化，不像以往的主流意見掩蓋了少數人的異議。如今持不同態度的人互相攻訐，很難調和。學術界正在爭論的幾派也與此掛上了鉤：完全同情者屬於自由派，幸災樂禍的大多為民族主義者或新左派，持中立態度的可歸於新儒家的傳統文化派。這種掛鉤有些牽強，但也能夠聯繫上一些人的態度。當然，關於這種聯繫的判斷不是全稱判斷，因而不適合於所有的人。

感謝網際網路時代帶給我們這多快而真實的訊息。由此而引發出一層思考：除了官方發言人所表示的態度以外，中國人難道就找不到在重大事件上的共同點了嗎？今後我們將遇到的重大事件一定不會少，諸如政治取向、國際關係、國家統一與少數民族和亞文化團體的自主性，等等，如果也出現如此殊異的分歧，那將何以尋求共識？難道也會每次都像今天這樣互相攻訐甚至謾罵，莫衷一是？看來我們必須尋找一個阿基米德支點，或如笛卡爾那樣的「我思故我在」的理論起點，由此而成為全民共識的基礎。這個起點應該是對生命的共識。無論物質的成果多麼強大，人的物慾多麼強烈，在政治、社會取向和基本生活態度上的分歧如何重大，也無論人們在基本信仰和生活方式上的誤解和差異多麼迥異，有一點應該是共同的，那就是珍惜生命的價值。全部人類生活的目的是為了生命的延續，你的，我的，他的，各種膚色的，各個種族的。而且人的地位、階級、教育、經濟狀況、旨趣愛好可以千差萬別，唯有在生命的價值這一點上應該是平等的，不存在誰貴誰賤的區別。

由此而推論，濫殺無辜者是對人的價值的根本侵犯，因而都應當受到譴責和制止。一切暴力都不是無條件的善，國家暴力和公共暴力只有在防止或制止傷害無辜的暴力時才是正當的，而且其收益應該超出其代價。否則，無論以怎樣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值得懷疑的。基於此，我首先強烈譴責製造此次恐怖事件的所有策劃者、製造者、參與者和支持者，因為他們是實際上的懦夫，以暴力對待那些並未傷害自己的平民（主要是商人），因而犯下了反人類罪。就以這種愚蠢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而言，我同樣也同情那些飛機上自殺的恐怖份子，他們也是被欺騙的可憐的受害者。因此我堅決支持無情地打擊在幕後出錢指揮、自己躲在防空洞裡的主謀。我同情那些被無辜剝奪生命或受傷的所有人士及其家屬，無論他或她是中國人、海外華人、猶太人、美國人還是英國人、日本人、德國人和阿拉伯人，我都為他們的不幸去世而深表痛惜。就像我痛悼王偉和三位駐南領事中殉職的的記者一樣。另一方面，北約空軍轟炸下死去的平民值得同情，但在此之前被米氏下令暑殺的成批的阿族人難道就不值得同情了嗎？我始終看不出厚此薄比有多少依據。而一切天災人禍下受害的人們，包括南丹的礦工，鄭州的錄像廳大火下的冤魂，都激起我們的憐憫之心。

當然，有人推論說，因為美國的對外政策才導致恐怖主義者的報復。且不說美國的的對外政策是否全部都是惡或出於利己的動機，即便是如此，也不能為恐怖行為找到任何寬宥的理由。好比鄰里兩個大男人打架，其中一人因為打不過對手，便在夜裡殺了他三歲的兒子。
這個世界生活在誤解和仇恨當中太久了，階級鬥爭理論和仇恨教育使人性論成了無用和軟弱的代名詞。我們甚至忘記了生活於世的全部目的最終都是為了維護生命的尊嚴和價值，以致在對無辜生命簡單地表示同情之前還要推論一下「值不值得」。聶榮臻元帥曾經在抗日戰場上派人把敵方小女孩送回去，其道理也很簡單：孩子是無辜的。許多人在仇恨中生活慣了，以致習慣於「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樣簡單的邏輯。

為美國人的災難而彈冠相慶。可是今天的美國並不應該是我們的敵人，無論是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美國與中國發生著日益密切的關係，而且美國的災難間接的也就是中國的災難。

國家危機方顯出一國的道德素養。美國世貿大樓被撞後數萬人秩序井然地從樓梯內轍退，主動讓出通道給老弱病殘和冒著生命危險向上衝的消防隊員，而紐約消防隊的正副局長均衝在最前線光榮殉職。這反映出人們的道德基本水平，足以讓不少國家的人們汗顏。

道德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的，缺乏同情心、充滿仇恨的人們不可能道德高尚。普遍仇恨和犬儒主義心態下的人們不可能贏得世人的尊敬。對於今天幸災樂禍的人們，我並不感到驚詫，因為他們所得到的資訊就是那麼片面，全然不瞭解許多事情的真相。今天還有許多許多的人不知道米洛舍維奇曾經屠殺過數十萬阿族人，對於國際法庭對其的審判感到莫名其妙。既然連此基本的前提都不瞭解，他們又怎能不把北約對前南斯拉夫的軍事行動當作是師出無名的強盜行徑呢？而建立在虛假信息基礎上的民族主義是非常可怕的，正如那些恐怖份子以為自己在從事著崇高的聖戰，為主義犧牲是無上光榮的一樣。

同情無辜、回歸人性才能避免人間悲劇。簡單地責怪一些青年學生的幸災樂禍和犬儒心態是不夠的。為人師表的我們自己又做得怎樣？日本人參拜靖國神社、在教科書上不承認南京大屠殺激起了我們的無比憤慨，可是我們自己呢？我們有幾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學生知道文化大革命中令人髮指的暴行？無辜遇害者的數字誰能說得清楚？說到張志新、遇羅克，許多人一副茫然的表情。這可就是三十年前影響了每個家庭的暴行！今天幾乎從歷史記錄中全部抹掉了，看看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吧！我們的健忘決不亞於日本人。不是還有一些人在為文化大革命叫好，眷戀充當紅衛兵的黃金歲月嗎？魯迅曾經因為國人看外國人砍中國人頭的麻木而堅決棄醫從文，文化
大革命中類似的麻木不知道要大過多少倍，可是今天這樣的麻木難道就絕跡了嗎？

許多人不僅對紐約各國人的遇害幸災樂禍，而且對身邊的窮人、下崗工人、殘疾人毫無同情心，甚至專門搶劫車禍和天災中的受害者毫無同情心。面對這些人們，誰能保證類似文化革命這樣的悲劇不會重演？看來，僅僅簡單的憤慨和指責是不夠的，還需要在我們的整個宣傳方針和文化教育態度上的根本轉變。每一位教師、記者、作家、學者、官員都有義務向人們普及人道主義，培養國民的同情心，珍愛生命，保護無辜。不僅要建立國恥紀念碑，還要建文革博物館，並且原原本本地把這場悲劇及其他重大的歷史事實寫入教科書，勿忘反人類的歷史暴行。媒體有責任把國內外一切真實情況告訴人們，不得隱瞞重大事件，這是對人民負責，也是杜絕產生民族狂熱分子的土壤。

我們熱愛人生，珍惜生命的價值。有了這一基本點，自由、平等和民主才能推導出來。本來，如果無需珍惜每個生命的價值，也就沒有必要堅持人際平等和政治民主，專制主義就是天經地義的。一切社會政策必須以此為基本出發點，戰爭是解決這一基本點的不得已的最後手段，因而其導致的生命損失必須以避免更大的生命損失為前提。任何戰爭也必須遵守基本的道義基礎，超限戰的理論是恐怖主義的理論，應當受到譴責。有了珍惜生命的共識，才能避免各種仇恨和悲劇重演。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