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合法性來源的錯位

旨在改變中共道統的性質、重塑政權合法性的江學說，儘管相對於火藥味十足的「四項基本原則」具有了些許懷柔的外觀，也許會把無產階級先鋒隊掌控的人民民主專政，變成一個各類權貴精英的俱樂部，但並不能真正賦予中共政權以穩定的合法性。因為，「三個代表」只著眼於維護一黨獨裁的執政策略的轉變，卻沒有從人類文明的主流中汲取道義合法性資源。中共從執政之日起，其政權的合法性首先是靠暴力、其次是靠政績來支撐的，卻從來沒有穩定的道義來源。與毛澤東時代相比，改革以來的中共政權的暴虐性相對降低，政績性相對上升。但是，它依靠經濟政績和暴力恐怖來維持政權的實質，並沒有根本的變化。市場化及經濟高增長、生活水平的提高和「6．4」大屠殺及鎮壓法輪功並行不悖；大眾文化的氾濫與嚴密的言論管制及意識形態灌輸互為表裡；引進外資、高科技及管理方式和堅決防止和平演變同時進行……也就是鄧小平的遺訓：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然而，在世界進入現代以後，對於一個政權來說，它的合法性來源，在根本上不取決於執政者的政績。比如，在日益普及的憲政民主制度下，總統的低能以及執政的乏善可陳，並不能否定他上臺和執政的合法性。只要他沒有違反憲法，總統再蠢也不能將他中途趕下臺，而只能等到憲法規定的下一次大選。作為相反的例子，邱吉爾執政時期的政績可謂舉世公認。他領導英國人民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英國成為歐洲罕見的、沒有遭受納粹鐵蹄蹂躪的土地。但是，這樣恢弘的政績，並不能保證他在戰後的執政。就在剛剛取得戰爭勝利的1945年年底的大選中，工黨戰勝了保守黨上臺執政。邱吉爾也失去了首相的位置。邱吉爾現像在一個專制國家中是難以理解的：斯大林靠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政績，鞏固了他的個人獨裁；毛澤東靠內戰勝利的政績登上了個人獨裁權力的頂峰。

換言之，一個現代政黨上臺執政的合法性（即執政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在根本上並不是由高速經濟增長或其它的政績賦予的，而是由自然法（天賦人權、自由優先）的道義性決定的。它的現代形式，就是由憲法規定的授權方式──選民授權。對遵守憲法的在任執政者，社會輿論只能評價其執政能力的高或低、個人品質的好與壞，而不能質疑其權力的合法與否。而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先天缺陷就是，它只依靠政績的支撐，一遇到危機便只能超常規地動用暴力。中共政權的興盛和衰敗，完全取決於它的政績。毛澤東政權從50年代的如日中天，到1976年的「4．5」運動的怨聲載道，鄧小平政權從80年代中期的萬眾擁戴，到「6．4」之後的舉世唾棄，在在證明，政績是不穩定的。一個執政黨不可能總是幸運地保持住良好的政績。政績好時大家擁護。而政績差時大家就反對。而要在政績持續下滑的時期維持政權，就只能依靠由暴力支撐的強權。換言之，政績合法性的根本缺陷，就在於它狹隘的實用性和急功近利的即時性，而沒有可以持之久遠的超越暫時功利的道義來源。

中國朝代更迭的歷史，之所以跳不出一亂一治的惡性循環；一個朝代的興衰，之所以呈現出開國時萬眾擁戴、而王朝末年則眾叛親離的規律性景觀：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穩定的權力合法性來源。政績本身的功利性和即時性，決定了它的不穩定性，必然導致以政績為合法性來源的政權的不穩定性：即大陸中國作為一個極端實用主義的社會，一直沒有找到公共權力合法性的道義之源，也就一直處在以暴易暴、治亂循環的悲劇之中。在終極的意義上，這是沒有上帝（即超越價值）的悲劇，是不信神的實用的平庸民族必須遭受的天譴。

發源於西方的憲政民主政權，之所以能依靠和平的方式基本保證政權的穩定，不會出現朝代更迭時的動亂、甚至暴力革命，就在於其公共權力合法性的道義來源的穩定性。西方傳統中的超越性價值一直極為發達。古代人對上帝的虔誠自然轉化為現代人對自由的堅守，轉化為憲政民主政權合法性的超政績的道義之源，即道義上從上帝法到自然法的演變過程，就是在社會中由教會法到自由憲法的演變過程。美國的《獨立宣言》、總統就職時把手放在《聖經》上宣誓，就是這種珍視和尊重超越價值的傳統的最好例證。

有人會以拉美經驗為據，強調政績合法性對政權穩定的重要性。但是，拉美式的民主政權由於政績欠佳和腐敗橫行而被軍事政變推翻並取代，其根本原因不在於民主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出了問題，而在於它的民主制度的不成熟和民眾意識的混亂。但是，即便是經歷過反反覆覆折騰的拉美諸國，軍政權的上臺也只是權宜之舉，根本無法長久地維持政權及社會的穩定。

雖然大陸的《憲法》也有民眾授權的條文，但也就止於文字原則，從來沒有得到過現實中的踐行。中共執政後，總把每一點點成績掛在嘴邊，總是讓民眾感恩戴德，總是編造謊言和揮舞刺刀，實在是因為它對自己政權的道義合法性缺乏信心。中共對公共權力合法性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中古時期，把暴力和政績作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如果中共自身的改造仍然迷戀暫時政績的權宜之計，那麼大陸政權就會永遠處在治亂循環的不穩定和以暴易暴的血腥之中。執政者就永遠擺脫不了瘧疾式的合法性危機。

古希臘哲人德莫克利特說：「我寧可在民主制度下受窮，也不去專制制度下享福。」這句話之所以成為千古傳頌的名言，得到越來越廣泛的世界性共鳴，就在於，這句話簡潔地道出了制度合法性之源的優劣──來自道義的合法性優於來自暴力及政績的合法性。而在目前的大陸，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其他精英，無論是大款、還是失業者，還無法真正區分出制度及政權的合法性來源的優劣。小康的日子已經遮蔽了二者的根本區別。

在這樣的國情民風之下，能夠出現一代代的劉邦、李世民、毛澤東，卻無法出現一個華盛頓。中國的每代政治強人的開國之功是其合法性的頂峰，之後就是一路衰落，直到被新的王朝、新的君主所取代。如果在衰落的途中，有幸遇上一位英明的接班人，可以做出某種政績，使王朝得以暫時中興，但最終的衰落是必然的。一旦現政權出現政績空白期，那麼就只有經過慘烈的內亂，在血腥的屠戮下將前朝積累的資源破壞殆盡，又一輪「成王敗寇」的所謂政績，支撐起又一個新王朝的君主，而政權本身卻沒有一絲合法性上的根本進步，只有一代代原地踏步的惡性循環。（2001年8月8日於北京家中）(民主論壇)(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