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中國的海外民運失敗了嗎？

從89年轟轟烈烈的街頭民運失敗之後，中國的民主運動勿論是在海內和海外，都經歷過兩次變化。第一次是從逃亡走向低谷，民運載尋找生存和走向成功的道路。第二次是找到了正確的生存方式，並逐漸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功。這些成功之中最成功的就是：他們的對手和持各種觀點的旁觀者，都在實際上把他們當作了中國專制政權的反對派。

民運逃亡海外的第一次轉變的確是失敗的。當時大家被海外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吹捧搞昏了頭，真的以為很快就會回到中南海去執掌政權了。忙於爭權奪利，似乎現在不爭到一個師長旅長什麼的，回去就怕來不及了。爭權奪利靠什麼手段呢？他們匆匆忙忙從港臺報紙上學了一點西方政客三字經：利用媒體作秀拉選票，是擊敗政敵的最終方法。他們刻意把自己裝扮成美國人(帶引號的)，用美國慈善機構的方法跪在地上企求人家憐憫中國的受難者。「求求你們可憐可憐被屠殺的中國人吧，幫我們建立一個民主制度吧！」

慈善機構的老太太們陪著流了不少眼淚。但政治現實是冷酷無情的：從此沒有人認真把他們當作反對派。他們的唯一價值是讓人權組織把他們當作籌款的道具。

我剛來美國時的狀況就是這樣。華盛頓最關心中國民主的一名資深政治家說：「你來的正是時候，否則我們都準備撤退了，不再關心中國了。因為前邊來的每一個『學運領袖』都去幫中國政府說話，華盛頓的政治家們都拒絕談論中國這個詞了。一提到中國，人們就笑笑端著酒杯走開了。」

這就是當時海外民運失敗的標誌。國內民運也深受其害。一方面受「假洋鬼子」風的影響，以為民運就是到媒體上作秀。個人出名了，他的民運工作就算完成了，然後伸手要錢。國內各界朋友對此頗有譏評，降低了民運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則是先天不足。受89民運的請願心態影響，認為老百姓搞民主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只能請求共產黨內的改革派恩賜給我們一個民主。他們熱衷於出賣老百姓和民運的立場，兩眼灼灼地尋找機會去和所謂的「黨內改革派」合作。結果被中共的特務指揮的團團轉。成為中共破壞國內民運的主要助手之一。他們不明白：中共內真正有民主傾向的人尚且處在常常受打擊的狀況中，誰敢和他們這種受公安局監視的「公開的民運人士」聯絡呢？這真是名副其實的「痴人說夢」。

因為這種種先天和後天的不足，十年來海外民運一直是海外媒體譏評的對象。同時也促使海外民運團體總結失敗的教訓，力圖東山再起。經過低潮期的大浪淘沙，膽小的，沒耐心的，失敗主義情緒的和最關心個人名利的人一批批的退出了。剩下的人含金量越來越高。工作的方向也就隨之越來越清晰。

海外民運作為中共專制政權的反對派的存在，也隨之越來越成功。當然，該被淘汰的泥沙們也就越來越不能忍受民運的立場，公開揚言退出者有之；公開聲言已失敗，從而為自己退出辯解者有之；最無恥者是站在獨裁者一邊，替專制政權辯護的那一幫。他們希望親共的外國資本家會出錢養活他們。

他們這些人一直在譏笑海外民運的聯合體：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他們得意洋洋地指著自己的高工資和一大群專業助手說：看，這才像在工作。你們的成功在哪而呢？我們的成功在於：三年來，我們使得中國問題重新成為歐美各國政界的熱門話題。我們使得歐美各國關注中國民主的政治家們的勢力越戰越強。我們使得中共專制政權想得到的任何東西都不能輕易到手，甚至不能得手。

我們使得中共在各種外交活動中，都不得不認真地，全力以赴地對付我們，不敢掉以輕心。這就是「聯席會議」中國的反對派的成功之處。

前幾天，中國理論界的老前輩，在海外堅決支持民主的蘇紹智先生去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講演，意外地遭到中國領事館的干預。他們威脅英國政府「不得接待中國的反政府人物」。

這使長期在家休養的蘇老先生受寵若驚，他說：「中共現在的確認真對付你們海外民運了，甚至連我這樣的退休老頭兒他們也不願放過。」我說：「這證明我們和那些準備到香港教書的前民運領袖的不同價值。」
2001年8月1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