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如何“碾碎”一个天才(图)

2019-04-11 11:30 作者:慧超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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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曹禺
青年时代的曹禺(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9年4月11日讯】“鲁郭茅・巴老曹”,基本上,80后和90后的父辈们,对这一排名该是异常熟悉的。

这六个人的名字,基本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代作家的某种排序。这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秩序需要”,毕竟同时代的胡适、钱钟书等,在文学和思想造诣上,并不输于上面六位。

但这个排名依然涵盖了对作品和思想性的评判,将曹禺成为当代文学的杰出作家,恐怕不会有太多人反对。

毕竟,一个人在23岁的时候,就能创作出《雷雨》这样的作品,以我辈之愚钝,只能把“天才”的标签安给他,这样才显得自己不至于过于浅俗。

写《雷雨》时,曹禺还在清华大学上学,他常常泡在清华的图书馆里,一写就是一天,以至于图书管理员为其破例,允许他闭馆后还可以留下来写作。

那时,曹禺坐在一张长桌前写作,桌子的另一面,是他的女朋友,一位清华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后来成为曹禺第一任妻子的郑秀。

曹禺是年少成名的典型,《雷雨》的出版震撼了戏剧界。据说巴金一口气读完《雷雨》,“泪流满面”。

《雷雨》之后,曹禺接连写出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一时风光无两,荣誉纷至沓来。他和郑秀结婚那天,田汉、巴金、张天翼等文化名流专程来南京参加。

如果人生有四季,曹禺在40岁之前,一直都是春天。

40岁之后,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二季,冬天。

(二)

“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说这话的时候,曹禺的身份是“牛鬼蛇神”。那个时候,他经常和一些同样被称为牛鬼蛇神的人,去扫大街。

很多不懂事的孩子,看到他们的穿着打扮就知道是“坏人”,是“反革命分子”,虽然孩子们可能还不能理解什么是反革命,但他们知道往这些人身上扔石头。

不要觉得曹禺惨,实际上,此时的曹禺算得上是“幸运”的。他的同事老舍选择了跳湖自杀——那个时候,自杀成为了一种解脱。

活着的人更惨,游街、批斗,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好友田汉跪在地上,脖子上挂着“黑帮分子田汉”的大牌子。曹禺没有受过什么酷刑,是因为当时周恩来总理对红卫兵们说了一句话:“曹禺不是走资派。”

但曹禺还是被扣上了许多大帽子,他被抄了家,关在一间废弃的澡堂里。他每天都要重复很多遍“我有罪,我向人民群众请罪”。他的第二任妻子方瑞这期间在家吃安眠药去世,他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曹禺扫大街的时候,看见过第一任妻子郑秀。郑秀爱了曹禺一辈子,宣读离婚协议的时候,郑秀哭的气都喘不上,两人离婚后,郑秀终身未再嫁。

是郑秀主动在寻找曹禺,她总是默默站在远处观望扫街的曹禺。当曹禺认清那就是前妻的时候,两个人却都只是隔着一条马路,默默无言地看着对方,没有交谈,也没有表情,假装对方只是陌生人。

所谓世间最远的距离,其实并没有什么稀罕的,文革时,无数对中国夫妻和父母子女,都曾经经历过。

曹禺和郑秀中间并没有柏林墙横亘,但是,谁也不敢跨出那最后的一步,都怕自己的莽撞给对方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我想,那道墙,大概还是有的吧。

这时的曹禺,将无限的才华,用在了写检讨材料上。

23岁就写出《雷雨》的天才作家,写出来的检讨材料,却屡屡被上级以“认识不深刻”为由打回来重写。也许曹禺从来没有觉得写作是一件这么难的事情。

文革过后,有记者问曹禺:你最大的罪状是什么?

曹禺说:“反动文人,反动权威,30年代文艺黑线,腐蚀了许多年轻人。”

(三)

“我写的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误。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如果你去百度百科查看曹禺的词条,会发现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

在1949年以前,他密集地创作了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文艺作品。但是在此之后,曹禺仿佛停止了文艺创作,人生的后半场,曹禺贡献的作品少的可怜,只有2部,且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两部作品的名字,都是闻所未闻。

中年以后,本该是作家创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这就不免让人问一句:曹禺怎么了?

在曹禺女儿的回忆中,曹禺的枕边经常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曹禺读这本书,读着读着会突然间变得歇斯底里,对着空气大喊大叫:

“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单从这句话,我们便能感受到曹禺内心有多痛苦。

对于曹禺这样一个对写作充满热忱,23岁就写出《雷雨》的人,盛名之下,他的内心不可能不渴望“伟大”,不渴望再次执笔写出一部令人怦然心动或热泪盈眶的作品。

可建国以后,曹禺再也没能写出什么东西。

这当然不是因为生活和历史没有给予他应有的灵感,只是,曹禺的内心里,有一些东西彻底断裂了,彻底被碾碎了。

正如女儿万芳所言:文革彻底把曹禺碾碎了,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

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曹禺,被黄永玉赞为中国的托尔斯泰的曹禺,跨过1949年的门槛,一直到他去世,曹禺只勉强写了两部作品,以及一部参与集体创作的剧本。

这两部作品是什么样子呢?

其中一部是《明朗的天》,讲述的是一群知识分子接受新社会改造的故事。还有一部是《王昭君》,同样属于政治任务,任务的主旨是希望借王昭君的故事,来歌颂一下民族团结的精神。

曹禺写的很卖力,硬生生地把王昭君写成了一个甘愿为了国家利益,放弃自我的伟大女性。而在此前人们的印象里,王昭君一向是个哭哭啼啼的,两国博弈下的时代牺牲品。

就是这样的作品,仍需要层层审查和修改,曹禺的女儿回忆道:

“爸爸不知道修改了多少遍,仍难尽人意。爸爸感到无所适从,很苦恼,他创作生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作家个人的写作竟然要涉及到这么多的人和事。”

(四)

“我是用社会活动麻痹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

平反之后,曹禺恢复了公职,在文坛上的地位也逐渐被人承认。他的头衔越来越多,曹禺越来越忙,但这种忙碌对曹禺而言,却是一种躲避。

别人看起来,他有公职、有汽车、有司机、有地位,但内心的痛苦只有曹禺自己知道。

《雷雨》被当做为一出“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悲剧”而迎来了重新排练和公演的机会。

但是,曹禺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无法融入自己的作品里增添的一些“新东西”。

按照上级的要求,新《雷雨》的排演,要编剧导演按照阶级分析法去分析人物,要所有演员带着阶级感情去演,演员们虽然都表现的慷慨激昂——可问题是,《雷雨》不是样板戏,并不需要演员们都是一副慷慨激昂的状态。

曹禺痛苦地说:“我的剧本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东西”。

曹禺曾经发誓,一定要写出一点什么东西,发出自己的愤怒和抗议。

但是,人生的后半场,他终于还是什么也没能写出来。

曹禺去世后,巴金的女儿给曹禺的女儿打电话说:

“我爸说曹禺真可惜,他就这么走了,他心里有好多好东西,他把它们都带走了。”

黄永玉曾经给曹禺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在阿瑟・米勒来华时,曹禺亲口给他读过。

这封信里面,黄永玉向曹禺发出连续的拷问:

“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你,曾经是大海,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股溪流。何时你才会在纸上再写出波澜壮阔的场面?1942年以来,你没有写过真的、美的、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的国家对你的才华做了什么?什么东西能抵得上这种损失?”

是啊,国家对你的才华做了什么?

米勒回忆道,曹禺当时“眼含泪水,目光炽烈”。读完信后,曹禺喃喃说了一句:

“实话!这才是好朋友应该做的!千真万确!”

(五)

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个现象被称为“曹禺现象”。

“为何曹禺在短短数年内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文坛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当盛年之时其艺术创造力很快下滑?曹禺后期剧作的生命力为何迅速衰退?导致他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一系列的问题,曾经摆在许多研究当代文学,研究曹禺生平的学者桌面上。

其实,即便是仓促地了解完曹禺的一生,你大概也会有和我同样的感叹:

答案已不言自明!

曹禺逝世之前,对前来探望他的吴祖光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或可作为曹禺本人对自己一生际遇的总结陈词。只是不知,当时说这句话的曹禺,内心滋味几何?

他说:“我这一辈子啊,太听话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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