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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乌有的“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图)

 2013-08-30 10:1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3

【看中国2013年08月30日讯】本文摘自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标题:“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传说不实。

在中国史学界,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几乎成了共识。但实际上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此一传说的唯一依据是没有参与此事的第三者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即大革命武汉时期的高潮中,在武汉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讲《李大钊先生事略》,(1)说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陈、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说的事,高一涵并不在场,而是在国外--日本,(2)显然是听人所说。后为了赶写这篇演讲,把听说到的事情写进去。讲后,大概有人质询或自觉没有证据、道听途说,所以,第二天就把其亲手所写的同样内容的《李大钊先生传略》(3)中这两句话删除了。在1963年,高一涵撰写《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和《回忆李大钊》(4)二文时,他还是不敢再说二人“计划组织共产党事”,说明他三次修正了自己的演讲中道听途说的内容。但因为他当时演讲稿已经在第三天刊登在报上,于是为后世史家所误用。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出于好心,以此证明中共不是“俄国党”,早在维经斯基来华前,就有自主建党的想法。

其实,李、陈当时所谈的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与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同盟”的统一战线组织。而这个组织也是俄国人策动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当事人章志的回忆《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5)和众多的佐证资料。

章志当时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19年9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天津特派员,并宣传天津的新文化运动,因此与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关系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一位姓姜的先生(即姜般若)家中住,那里还住着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这时,李大钊陪陈独秀来到天津。“陈独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栈里,李大钊同志在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学校的胡维宪同学连同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 中集合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于未然。”原来“姜先生”的行踪是被政府监控着的。于是,他们纷纷离开了天津。“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

这里的“苏联同志”就是鲍立维(又译作柏烈伟)。大陆不少学者称他是俄共派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的专员,当时的重要任务是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建立亲俄的革命政党。但可能因为是“秘密”,档案的证据几乎没有,这一情况应该是根据他的实际行动推测出来的。当时他住在天津,一周数次到北京大学去教俄语,因此与李大钊熟悉。但是在天津,他周围的中国人,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共成立很早以前就在中国许多省市活动。正如蔡和森所说:“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派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宣传(在广东及各地都有组织且发行了许多小册子),并且在知识阶级中已有相当的影响了……因此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等地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6)如姜般若1919年在天津成立“真社”,出版《新生命》;尉克水1918年在山西成立“平社”,出版《太平》。胡维宪、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也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为了废姓抓阄,周恩来抓了个5号,就改名为“伍豪”。鲍立维主张各派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组建革命组织。他和当时的中国都把无政府主义者视为“社会主义者”。实际上,这次集会陈独秀未参加,是因为他当时“逃亡”的特殊身份,不仅李大钊把这次集会的内容告诉了他,还有材料证明鲍立维的活动很频繁,这样的集会不止这一次,而且陈独秀与李大钊曾秘密会见了鲍立维。所以,鲍立维在天津企图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事,陈独秀显然是知道的。因此,后来解密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中,维经斯基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天津的建党情况。虽然陈独秀最初的建党活动接受了与无政府主义合作的方针,却没有天津的代表,中共“一大”代表中也如此。这应该是与陈独秀由接受苏俄的建党方针(只要亲苏的就可以接受)逐渐转变(坚信无产阶级专政)有关。

曾在《新青年》上与陈独秀通信的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说:“1920年3月,我接到黄凌霜(当时无政府主义者领袖--引者)的信,说他到天津与俄国朋友Broway(即鲍立维)接洽,并约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开会,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推举陈独秀为领导,并说陈独秀到沪活动,要我返沪相助。”(7)梁冰弦也回忆:鲍立维希望俄共和无政府主义者联络,因此和黄凌霜等人相识。他说:“黄氏约陈独秀、李大钊与布氏(布鲁威,即鲍立维--引者)在津在京叙话几回,结果产生'社会主义同盟',没有派系壁垒,只要是倾向同一大目标的都先团聚起来,共推陈独秀为领导人。北大和其他大学学生投身这旗下的众多而热烈。”(8)

综上所述,陈独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月、8月)组织的团体,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社会主义同盟”,即与无政府主义者等社会主义者联合的统一战线组织。

注释:

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

21920年2月13日(即陈独秀从天津到上海途中)高一涵还从日本写信给胡适和陈独秀,此信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

3《中央副刊》第60号,1927年5月23日。

4前文刊《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后文刊《五四运动回忆录》(续集)。

5转引自马模贞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98页。

6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大"前后》(三),第76页。

7《"一大"前后》(三),第483页。

8梁冰弦:《解放别录》,《党史学刊》试刊第1期,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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