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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精神异常 话说毛的妻子儿女

作者: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2011-12-16 14: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10

56 江青在文革中
1966~1975年 72~81岁

江青至今被说成是文革的罪魁祸首,是蒙蔽毛的邪恶女人。其实,中国的任何政策,都不是她制定的,她执行毛的意志,她在毛死后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晈谁。”她先为毛执掌中央文革小组,后任政治局委员。文革浩劫,她有一份责任。她是毛毁灭中华文化的主要帮凶。

她利用文革为自己干了不少坏事。受害者之一是演员王莹。几十年前,王莹主演了一个江青想扮演的戏剧角色,以后又同丈夫双双赴美,在白宫为罗斯福总统夫妇演出,大出风头。王莹死在狱中。

江青有一怕,怕她年轻时在上海的绯闻,以及在国民党监狱里不清不白的事暴露出来。她把早年的同事、朋友、情人,乃至对她忠心耿耿的保姆,都投入监狱,有的就死在里面。

一九五八年,由于毛发表了一首思念前妻杨开慧的词,江青和毛大吵一架。气头上她给电影导演郑君里写信,问前夫唐纳在巴黎的地址。这一轻率举动,多年来一直是江青的心病。文革有了权,她马上把郑君里和别的几个朋友抓起来,把他们的家翻了个底朝天,搜寻那封信。郑君里说信早已烧掉了,但江青不信,把他在狱中折磨至死。

当江青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就像毛在征服中国的前夕见到生人会发抖一样,她也产生了对生人的恐惧。她的秘书杨银禄记录了一九六七年上任时前任对他说的话:江青“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

杨秘书在屋里憋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当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时,江青的护士走过来,轻声要他马上回去,解释说江青快要起床了,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杨在钓鱼台十一号楼待了三个多月,成天躲在办公室里。前任走后(进了监狱),一天,江青打钤叫秘书。杨写道: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到她仰坐在沙发上,两脚和小腿搭在一个软脚垫上,在那里懒洋洋地看文件。她听到我进入她的办公室,臃肿的眼皮,都没抬一下,就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吧?来了一段时间了吧?”
“是,我叫杨银禄,已经来了三个多月了。”我的心情虽然紧张,但还是以在部队时的习惯,干脆俐落地回答了江青的提问。

几句问答后,“这时,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瞪了我几眼,不高兴、不满意地说:“你不能站着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头不能高于我的头。我坐着,你就应该蹲下来跟我说话。这点规矩他们没有告诉你?”

当秘书按照江青的规矩蹲在她的右前方一公尺处,和她说话时,江青又发了一顿无名火:

江青……很生气地说:“我今天原谅你,因为你刚来,还不了解我的习惯。以后,不允许你那样跟我说话。你说话的声音那样高,速度那样快,像放机关枪似的,使我感到头疼,使得我出汗。如果由于你说话不注意音量和音频,把我搞病了,你的责任可就大了。”说著,就指了指她的额头,大声说:“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了!”

这时,我有意压低声音说:“请你原谅,我今后一定要注意说话的声音和速度。”江青皱著眉头,拉着长音,大声而不耐烦地问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清楚,你说话的声音又太小了。如果我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心情也会紧张,也会着急出汗,你懂吗?”

她没有等我再说什么,就急忙说:“好好好。”摆子叫我赶快出去。

江青随时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人送进监狱。周恩来到她那里去开会,他的随从宁可坐在冰天雪地下的车里挨冻,也不愿进她的楼里取暖,怕被她撞见祸从天降。有一次,周的卫士长成元功负责一个会议的安全保卫,江青的警卫员事先给他打电话,说江青刚起床,没有吃饭,要他准备点吃的。江青到了,成元功请她先吃饭。成回忆道:“她看了我一眼,就走了。进了会场,她找到总理,说:“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你们在搞什么,开什么会?”她跟总理大吵大闹一个多小时。”周对她解释了又解释,把她的警卫员召来对证,她仍不依不饶,骂:“成元功,你是一条狗。”两天后又对周说:“成元功从历史上就是个坏人,长期以来限制我跟总理接触,不让我见总理。”周恩来只得把跟了他二十三年的卫士长从身边赶走,成进了准劳改营:“五七干校”。

毛不担心江青的耍泼胡闹不得人心,他就是要用她在中共高层制造一种人人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气氛。在毛面前,江温顺得像只小猫,只有毛能够带给她灾难。

一九六九年“中央文革”解散后,江青没有具体的行政职务,有了闲工夫。她打牌、骑马、养宠物,甚至还养了只猴子。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自文革以来对老百姓关了门,是她遛马的地方。她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看外国影片,那也是几个人的特权。

江青的生活方式极端奢侈。她爱好摄影,于是军舰在海上游弋,高射炮对空发射,博得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了好镜头。”广州一个专为她修的游泳池,用的是几十公里外运来的矿泉水。路为她新辟,使她得以舒适地游山玩水。开路不那么容易。有的离她住处不远,工程兵不准用炸药,怕响声吓着她,只好用火烧、水激等办法来砸开石头。她一时心血来潮,可以叫专机把一件大衣从北京送到广州,也可以叫空军的大型运输机把一张卧床从青岛运来北京。她的专列,像毛的一样,随时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客货列车都要让路,运营计划也要打乱。江青非但不感到惭愧,反而说:“为了我休息好,玩得愉快,牺牲一些别人的利益是值得的。”

“别人的利益”包括鲜血。江青总是在寻找养生驻容之道,林彪夫人叶群告诉她,有一个诀窍是输年轻人的血。于是中央警卫团挑了几十个警卫战士,检查身体后选了四个人,再从中间挑了两个把血输给江青。输完血后,江青请他们吃饭,对他们说:“你们为我输了血,你们的血和我的血同时在我的体内流动,你们一定会感到很自豪的吧?”接着便告诫他们:“为我输血的事,你们不要到外边去说了,你们要知道,中央领导人的身体情况是严格保密的,你们就当个无名英雄好了。甘当无名英雄也是光荣的。”

兴奋之余,江青报告了丈夫。毛反对说:“身体没有大的毛病,输血是不适宜的。”她这才作罢。

江青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她畸形的神经。她每天要吃三次安眠药才能在凌晨四点左右睡觉,日间也要吃两次镇静剂。白天在室内,三层窗帘全部拉得紧紧的,让阳光一丁点也透不进去。落地灯打开,灯罩上却盖著一块黑布。秘书说:“我们要是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害怕”。

她怕声音怕到了荒谬的地步。连细雨声,风吹草动声,鸟唱蝉鸣声,她都反感,并且叫嚷:“声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时捂著耳朵,闭着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命令工作人员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工作人员走路时不准穿鞋,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工作人员在她旁边时,不准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不准咳嗽。她住在北京的钓鱼台,这是一个有四十二万平方公尺的大庭园,她住的楼在园子中心。可她还抱怨说不安静,把隔壁的玉渊潭公园--北京仅有的几个对老百姓开放的公园之--也关闭了。广州的别墅“小岛”坐落在珠江畔,江青一驾到,附近的水路交通便停运,远处的一个船厂也停了工。

江青的房间温度冬天必须保持摄氏二十一点五度,夏天二十六度。她觉得温度不对时,哪怕温度表指到她要求的度数上也无济于事,她会破口大骂:“你们在你们的后台指示下,在温度表上弄虚作假。”“你们合伙来对付我,有意伤害我!”有一次,她说她房子里“有风”,护士无论如何找不到风源,她就抄起一把大剪刀狠狠地向护士扔去,护士躲闪得快才没有受伤。

“为我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 江青常常这样告诫身边工作人员。一九七一年“九•一三”后,林立果暗杀毛和攻打钓鱼台的密谋曝光,江青常常做噩梦,有一次梦见林彪夫妇烧焦的尸体追赶她。她惶惶不可终日,对人说:“我总感到我快死了,活不了多久了,好像明天就会大祸临头了。老是有一种恐惧感。”

林彪出逃前,江青曾到青岛避暑,让六艘大军舰在海上转来转去供她拍照。她玩儿得很高兴,只是不满当地的厕所。坐在痰盂上大小便,又说硌得屁股疼。于是工作人员先用充了气的游泳圈垫在痰盂上,后又做了个便凳,周围靠上软沙发,权作临时马桶,江青由护士搀扶著大小便。一天夜里她自己起来小便,由于吃了三次安眠药,她迷迷糊糊坐不稳摔倒了,折断了锁骨。林彪出逃后,江青硬说这桩事故是林彪谋杀她的阴谋的一部分,说是她的安眠药里有“内奸和特务”放的毒。她闹得天翻地覆,把所有的药封存起来,拿去化验,把医护人员关在一间屋子里,由警卫员看守,然后一一带到周恩来和政治局委员面前受审。周恩来从晚上九点一直陪她说话到凌晨七点,好歹让她安定了下来。

尼克松伉俪一九七二年二月的访问对江青好似一剂兴奋剂,她终于可以扮演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了。随著各国政要的接踵而至,江青期望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想找个外国人来写她的传记,像当年斯诺写毛泽东一样。那年八月,美国女学者维特克(Roxane Witke)受邀前来采访她、写她。江青同维特克谈了六十个小时。

毛最初批准了这一做法,但江青的口无遮拦又让他生气。据陪同她的外交官张颖记载,江对维特克说:“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著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背给你听听……”接着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也舍不得离……咿呵呀呵唉……”,接着咯咯笑道:“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去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啦,哈哈……”

在场的中国陪同人员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江青还要说出些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江青越说越来劲:“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喀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又是喀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江青滔滔不绝地说她如何崇拜美国明星嘉宝(Greta Garbo),如何热爱好莱坞电影《飘》 (Gone With the Wind),说她“看过大概有十遍了,每看一遍都很感动”,还不屑地反问道:“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吗?” -- 好像中国电影的凋萎跟她和她丈夫都毫无关系。江青这样歌颂《飘》,让毛的新闻总管姚文元有点不安,姚轻轻地插了一句:“从历史观点来看,内容是有缺点的。她[作者]同情奴隶主。”江青的回答有点令人摸不著头脑:“我没有看到电影中赞扬三K党(Ku Klux Klan)。”

最后,按毛的意思,江青谈话的记录只有一部分给了维特克•维女士后来出版了一本江青传。其他纪录稿全部放进保险箱,上锁加封条,进了外交部保密室。

毛没有因此禁止江青在外国人面前露面,但露面的机会远不如她渴望的那么多。丹麦首相哈特林(Poul Hartling)一九七四年访华,江青陪同他和夫人观看演出,但国宴没有她的份儿。不甘心的她,就在国宴开始前赶去,把哈特林夫妇留住,高谈阔论,让四百名出席宴会的人等了半个多小时。哈特林夫妇感到她的举止“傲慢”、“卖弄”,他们为她感到难堪。美国游泳队来访时,没有安排她接见,她就偷偷在游泳池的玻璃墙外看他们练习,事后一叠声叹息说:“真是美呀!……游得真好,姿势很美,速度又快……”江青本人在维特克面前谢绝下水,理由是:要是“群众”看见她游泳,“会过度激动”。

除了热望接触外国人,江青渴求的还有女性化的服装。在她丈夫统治下的中国,女人只有臃肿难看的衣裤可穿,江青也受到限制,只能在个别场合穿裙子。尼克松访华时,在总统眼中“粗鲁、好斗”的江青,陪总统夫妇看“样板戏” 《红色娘子军》。她为那天穿什么衣服煞费苦心,非常想穿件连衣裙,又怕在人民大会堂的众目睽睽下太显眼,最后忍痛放弃了这个念头。菲律宾的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Marcos)穿着华丽的菲律宾国服来访,江青却只有毛式服装加军帽,与这位从前的“菲律宾小姐”相形见绌。马科斯夫人看出江青从眼角嫉妒地打量她。

最初正是为了跟马科斯夫人比美,江青设计了中国妇女的“国服”:无领对开襟的上衣加半长的百褶裙。当女运动员穿着它在海外参加运动会的照片发表时,女人们哪怕再向往裙装,也觉得不美而嗤之以鼻。但江青毕竟开了头,裙装不再是“违禁品”。文革剪裙子将近十年之后,或飘逸,或庄重的裙子又小心翼翼地重新出现在许多女人身上。

为了把她设计的衣裙由官方定为“国服”,江青颇费了一番心思。政治局反对,不愿拿钱给全国女人做耗费布料的百褶裙。江青想让毛干预,让得毛欢心的女友穿上给他看。当毛听说衣裙是江青设计的时,把脸一沉说:“快去脱下来,一点都不好,以后不要要她的东西!”

如今的江青要见毛还得讨好毛的女友。文革开始后,她跟毛分开居住。初期,她因为管“中央文革”,随时可以见到毛。后来,她的政治作用小了,见毛就不那么容易了,经常是她来到毛的住地,毛不让她进来。毛讨厌她。毛越这样,她越不顾一切地要接近毛。作为毛的妻子,却见不到毛,江青害怕,心中无底。她于是对毛的女友献殷勤,送衣料啊、毛衣啊,甚至送稀罕的瑞士手表,希冀她们在毛跟前替她求情。有一次,她以“检查卫生”为名闯入毛的住地,毛要她“滚”,事后对警卫生气地说:她要是“再闯,就抓起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八十二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那天,江青擭准来了,带来两样毛喜欢的菜。毛待她好像她不存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句话也没有。她待了一阵子,无趣而伤心地走了。生日晚餐,毛是跟五个女孩子一道吃的,有女友,有身边工作人员。

做毛的女友不像皇室的王妃情妇,没有珠宝首饰,没有千娇百宠,毛用她们为自己服务。在毛最后的一两年,寝室只许两位女性随意进出:张玉凤和孟锦云。张从前是毛专列上的服务员,后来做了毛的秘书,孟是文工团的演员。她们俩做毛身边一切事情,四个小时轮换一次,日夜随叫随到,睡觉也不敢脱衣服。她们的家庭生活少得可怜,基本没有周末休息,度假就更谈不上了。

孟锦云很想离开,请张玉凤帮她在毛面前说说,说她快三十了,“真想要个小孩呢”。毛的回答是:“等我死了,她再要吧。”张玉凤本人有个女儿,中国那时没有婴儿食品,女儿得吃她的奶。可她不能每天回家,只得把奶挤在瓶子里,把瓶子放在毛的冰箱里,有机会回家时带去。婴儿吃这样的奶生了病,她焦急不堪。由于天天心里都惦记孩子,给毛读文件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念起女儿的名字来。难处再大,毛也不考虑给她减少工作负担。

毛看上的女人很少有拒绝他的,但他的英语翻译章含之是个例外。一九七二年底的一天,见外宾后,毛把长相秀雅的章留下,叫到工作人员的屋子里,激动地对她说:“你心里没有我!你心里就是没有我!”章巧妙地答道:“主席,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心里怎么没有你,全中国人民心里都有你。”毛让她走了,继续用她做翻译,还把她深爱的后来与之结婚的乔冠华提拔为外交部长。但是毛也要外交部的人几度整乔。

毛与江青的独生女李讷是毛最年幼的孩子,生于一九四0年,长在毛身边,年幼时的天真呢喃曾给毛带来欢乐,使他放松。李讷十四岁时给毛写过这样一封充满爱意的信。

亲爱的爸爸:
你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
热烈爱着你的女儿


毛希望女儿长大后对他政治上有所帮助,从小便照此培养她。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尽管她只有六岁,毛要她等国民党军迫近时再走,对她说:“看看飞机轰炸,听听炮声,也是个锻链。大人需要锻链,小孩子也需要锻链。”江青替女儿担忧,哭着要先把女儿送走,毛大怒,把饭桌猛然一掀,饭菜撒了一地,喝道:“你滚蛋!小孩子不能走,我就要她在这里听听炮声!”

李讷上的大学是北大,学的是中国现代史。据她说她并不喜欢这个科目,但党号召干部子弟带头学,她就学了。文革开始时她刚毕业,二十六岁,毛派她去《解放军报》替他把住军队喉舌。她先做特派记者,在全国各地收集文革情况,当毛的耳目。一九六七年八月,她通过两度夺权,把军报抓在手里,原先的领导人以各种罪名打倒、关押。军报接着掀起了对她的个人崇拜。办公室乃至宿舍家庭都贴满了向她“学习”、“致敬”的标语,大会小会上,“谁反对肖力(李讷的化名)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是必呼的口号。报社特地开辟一间“肖力丰功伟绩”展览室,展览她骑的蓝色自行车、喝水用的大白茶缸,说是表现了她“艰苦朴素的作风”。

李讷变了。刚来时她还挺谦虚,口口声声说:“爸爸要我来向叔叔阿姨学习。”现在她自己坐在沙发上,让老编辑站在面前,咬牙切齿地发火:“你给我立正!”“我恨不得枪毙你!”她宣告她要在军报实行王道与霸道“王,霸杂用”的方针。认识李讷的人都说她头脑并不出众,这样的用语显然不是她想得出来的,而是她爸爸教的。

在这位人称“天上掉下的毛姑娘”的统治下,军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以反对她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其中有她的朋友,就因为在小事上对她表示过不同意见。

一九六八年初,毛把军队管理全部交给林彪时,李讷离开了军报。她马上接管了同样重要的职位: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为了把这个位子空出来,她妈妈把李讷的前任送进监牢。李讷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待到“九大”中央文革小组解散。

毛的设想是让她管北京。但一九七二年,李讷得了精神病,此后多年时反时复,直到毛死后才渐渐痊愈。据了解她的人说,李讷不像她父母,并不以整人为赏心乐事,对无休止地迫害人的生活逐渐感到不能忍受。有一次,她认识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当江青的秘书奉命给李讷送去批王简报时,她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生气地大喊:“叫我看他妈的这些干什么?!”猛一下把这叠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说:“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

李讷渴望温情。江青从前曾给她很多的爱,如今也像毛一样,把母女关系局限到冷酷的政治领域。李讷快精神崩溃了,靠吃大量的安眠药来求得短暂的睡眠,她没有可以交心的人。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她自然期望爱情,但没有男人敢向她求爱,也没有媒人愿意自找麻烦来引线穿针。三十一岁那年,她主动向一个年轻服务员求婚。她写信给毛请求批准时,毛问了带信人几个简单的问题,在信上批道:“同意。”给她的结婚礼物是毛自己也没看过的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婚礼父母都没有参加。江青不满意女婿,认为他是个仆人,配不上女儿。结婚后一段时间,李讷经常感冒发烧,尽管这跟“性”南辕北辙,江青怪罪到女婿身上,说他“身体有毛病”,命令他去医院检查。不久,她说女婿“有坐探的嫌疑”,把他送去石家庄。李讷的婚姻很快瓦解,精神严重地垮了下来。

一九七二年五月,李讷生了个男孩,给她阴郁的生活带来光明。但欢乐是短暂的。江青因为看不起女婿,也看不起这个外孙,不认他是毛家的后代,没抱过他一次。毛对孙儿、孙女没有兴趣和感情。

李讷得了精神分裂症。毛很少见她了,对她的身体、精神状况也没有多少关心的表示。文革后,李讷重新结了婚,过著正常人的日子。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她“全忘了”。

毛的另外一个女儿娇娇(李敏)不是个搞政治的人。她十二岁从苏联回国时,是个带著异国情趣的漂亮小姑娘,穿着俄罗斯式的薄呢裙子,脚上一双当时中国少见的皮鞋,举止洋味儿十足,说话都是俄文。毛对她充满爱意,管她叫“我的小外国人”,还请一些领导人到家里来,向大家炫耀他的“洋宝贝”。那时娇娇快乐极了。长大成人后,她不能再给毛童稚时的乐趣,政治上又帮不了毛,见毛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在毛的晚年,好几次,她来到中南海大门口,请求见爸爸,但毛不让她进去。后来她也患了精神病。

毛的长子岸英死于朝鲜战争。唯一活着的次子岸青脑子有病。毛给他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但不把他当作家庭成员。毛常说他家有五口人:他,江青、两个女儿和侄儿远新。

毛远新是毛的弟弟泽民的儿子,从小在毛家长大。文革初期他才大学毕业不久,几年之中就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为毛把持毗邻苏联的东北。他在东北干的最著名的事,是下令枪毙公开反对文革、反对江青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尽管枪毙是秘密的,又有一套阻止犯人说话的措施,如在脖子上套一根绳索,一说话就拉紧,当局还是对张志新的声音万一传出怕得要命,在临刑前割断了她的喉管。

毛远新是毛信赖的自家人。毛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派他做自己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有所不知的是,四十年代初期他父亲在新疆被捕被杀,毛曾有意见死不救。

毛是他遗弃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被害的直接原因,对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精神错乱也负有责任。

毛给几乎所有家庭成员都带来悲剧,最后轮到的是江青。毛先尽量利用她充当打手,使她成了人人痛恨的对象,然后又用她做挡箭牌,以保障自己生前的安全。江青在毛死后不到一个月被捕,就是毛和他的“反对派”交易的结果。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江青在监禁中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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