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后，我回到家门，怡楷已经先到了。她含笑问我："你感觉如何，反动教授？"我看出她并没被新的政治风暴吓倒，到底久经考验了。我说："你不怕吗？"她说："怕有什么用，反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回来的路上，有人跟我说，"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别理他们。"我心里还是没底。这个运动怎么搞法，对我后果如何？再关牛棚，还是再送劳教？
第二天一早，我还是照常去上班。我先找到教学小组的组长，问他："小丁，还要我上课吗？"小丁是69级毕业生，一个出身农家的和蔼可亲的党员。"当然啦，巫老师，你不上谁上？"他那朴实无邪的一笑让我感到放心。在课堂上，我发现学生像平常一样专心听讲。下午政治学习会上，大多数学生都作了千篇一律的发言，表示准备积极投入当前的政治运动，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提高觉悟，没有人提到我或者正受到批判的学校领导人。外语楼的门厅里贴了几张大字报，只有张副教授的一张点了我和张春江的名。他指控魏书记助长"资本主义复辟"，因为他在一次讲话中曾表扬这两名"反动教师"积极参加"开门办学"。一位同事站在我身旁看这张大字报，笑着说："老张又想捞政治资本啦！"有一些同事开始回避我。在打字室，姓秦的干脆不理怡楷了。他抱着孩子站在家门口，我路过时，他就直瞪着我，两眼流露出"阶级仇恨"。
怡楷和我稍感宽慰的是，至少一丁和一毛幸免于眼睁睁看着爸爸遭受新一轮的政治迫害。一村在一中上初中，每天上学穿过师大校园。这时候，行政楼四周贴满了大字报。他放学回家路过那儿，常停留一下浏览大字报。有一天，他回家时脸上露出顽皮的笑容。"爸爸，你是白猫还是黑猫？"我感到莫名其妙。"一村，你什么意思？"他说："财务科长吴瞎子贴的大字报说，邓小平讲过‘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的就是好猫'。魏心一把你调来任教，又强迫命令财务科支付你的旅馆费，正是执行邓小平这条资本主义路线。爸爸，你说吧，你到底是白猫还是黑猫？"我们父子二人都哈哈大笑。我很高兴看到孩子也并没给声势汹涌的运动瞎倒。
正当运动进入高潮时，一毛突然间从生产队回来探亲。我们看到她当然喜出望外，但也告诉她，选择的时间不完全恰当。她满不在乎地说 ："没事儿，我已经全都知道了。那个姓许的女将到皖南各大学做报告，每次都要点爸爸的名。恭喜恭喜，爸爸！你现在是全安徽省的头号反动教授，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有名。"她在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小王是本校体育老师的女儿，她是个爱好运动的假小子，天真无邪，有话就说。她听说一毛回来马上就跑来看她，一见面就说："一毛，这几个月我好想你。可我爸说我不能再跟你交朋友，因为你爸爸受批判了。"一毛说："我无所谓。你自己决定吧。"我插话说："小王，你爸爸也许说得对。你为什么不回家去呢？"小王冲着我嚷嚷："我才不干哩，巫伯伯，除非你撵我走！"我们三人都笑开了。
大学和全国的心态都和文革早期大不一样。大多数人对于没完没了的政治动乱和越来越艰苦的生活感到非常厌烦。尽管"十面红旗"闹得满城风雨，学生和教师队伍中很少有人对眼下的运动表现出任何热情。许多中层干部都愤世嫉俗，纷纷公开对目前整肃老干部的运动表示不满。全市街谈巷议的是贴在大学一面墙上的对联。上联是"小平小平为国为民"，下联是"江青江青是个妖精"。普遍的感觉是中央的变化迫在眉睫，人人脸上都有"等着瞧"的神情。毛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的遗孀为首的四人帮覆没。新领导核心公开承认文革为"十年浩劫"，是毛掌权后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也是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然而毛仍然不失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当然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面对全校大部分师生的反对，"十面红旗"拒绝撤退。后来学生们公开建议为他们开欢送会。模范煤矿工人们恼羞成怒，再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扬言要在校园过冬。他们的头目宣称："我们把棉大衣都带来了。我们一定要把运动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不料，冬天还没到，"十面红旗"就灰溜溜地打铺盖回煤矿去了，连欢送会也没开。
四
我从"四人帮"覆没得到的意外收获是以医疗照顾的形式出现的。十一月的一个上午，我正在上课，女副主任突然派人来找我马上去见她，刻不容缓。我心里不免又嘀咕起来。一见面，她就说："巫老师，我们刚接到市血吸虫病防治所电话通知，你必须马上前往镜湖区医院住院，接受治疗。两年前你的化验结果是阳性的。当时四人帮横行，他们说：‘不要抓小虫，要抓革命，'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遭到破坏。现在，作为老年知识分子，你被安排优先接受治疗。现在跟你爱人一道回家去，收拾一下，准备住院。"我感到莫名其妙。全省有不少地区流行血吸虫病，但是我从来没有任何症状。为了防止任何差错，我先去防治所要求确证。他们给我看我三次化验有两次阳性记录。我探问是否可以重新化验。值班的化验员简慢地说，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暗示我对于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缺少正确认识。我再罗嗦免太不识抬举了。
于是，我去报到，住进一间大病房，和十几个其他中青年"同病相怜"。治疗方法主要是每日滴注锑剂，这是毒性很强的危险品，疗程一个多月。三组患者同时在三家区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从小道听说其它两处有人在治疗过程中死亡，其实死亡离我们也不远。我们病房门口有一张破躺椅，常常有新死去的病人放在上面，等着送往太平间，因此我们有时在深更半夜被哀恸的哭声惊醒。出院时，值班医生警告我们："你们的血液里带有大量的剧毒。今后一个多月，千万不能摔交，因为流血会造成当场死亡。"我耳朵里响着这严厉的警告，回家后行动"谨小慎微"，从来不敢越家门一步，到冰天雪地去冒险。
我出院回家几天后，怡楷中午回来，发觉煤球炉子灭了，两只暖瓶都是空的。她一手提着一只暖瓶，又冒着大雪到校园里的锅炉房去打开水。她去的时间比往常长得多，我猜想可能是由于天气恶劣吧。但是等到她终于回来，我大吃一惊，看到她脸上和浑身上下都泥泞不堪，她用左手托着右臂。一村一手扶着妈妈，一手拎着两只没有塞子的空暖瓶。原来怡楷提着灌满开水的暖瓶回家的路上，在冰雪覆盖的路上滑倒了，紧靠她左边走的一个大块头女生倒在她身上，使她右臂肘猛撞地面。女生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就走了，只说了一句"我得赶一场电影。"怡楷的胳膊疼得钻心，动弹不得，这时候一村刚好放学回家路过，把妈妈从地上拉了起来。现在她摔断的胳膊疼痛不堪，必须有成人马上陪她上医院，而我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这个时刻，一个年青的朋友小林从外地来，走进我们家的门。于是，在一村和这个天赐的小伙子一左一右扶持下，怡楷再回到风雪中去，在寸步难行的街道上艰难地往前挪，路上又滑倒了一次。到了第二医院，她托着一只断臂，忍受着钻心的疼痛、饥饿的煎熬，从一个科转到另一个科，一直到晚饭后好不容易才将右肘的粉碎性骨折处理完毕。晚上十点多，她才在大风雪中走回家，上了石膏的伤残的胳膊吊在夹板里。父母双双病残，刚十三岁的一村从此挺起胸膛，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担当全部家务活，直到哥哥姐姐回家过春节才交班。怡楷从此不能当打字员，二月开始改教英语，一丁说："这也算坏事变成好事吧。"
两年以后，我因病住入位于当涂的解放军86医院，曾进行全面体检。难得检查的医师很友好。他听我说曾接受过血吸虫病治疗，就特地用直肠镜为我仔细检查。他并没发现任何患病的遗迹。
"你命大，没有死于锑剂中毒。"军医总结说。
"但是我看到病历上明明记录着检查结果，三次中两次阳性"
"我知道，我知道。"军医带着会心的微笑说。 "但是，如果化验员没有把用过的试管洗过，或是洗得不彻底呢？那是常有的事啊。" "在这片土地上要存活确实是没完没了的冒险。"我叹了一口气。 "被友军的炮火打死打伤，战场并不是唯一的地方啊。"军医又笑着说。
中共中央决定"拨乱反正"，但各条战线上的极左当权派还在顽抗。在教育战线上，高等院校终于在1977年夏末恢复通过统一考试招生的办法。全国积压了多年的千百万高中毕业生参加1965年以来的首次高考。录取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一丁和一毛瞒着生产队领导偷偷复习五门功课，准备应考，因为生产队不愿知青流失。他们在县城参加考试回农村后还得为"资产阶级大学热"做检讨。一毛总算被安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录取。一丁考试成绩优异，英语得105分，却成了"政审"的牺牲品。因为他父亲当过极右分子，全国高校的重点英语专业都"碍难录取"。连安徽大学也把他拒诸门外，因为知情者透露，"录取他就意味着巫宁坤卷土重来"。他被安师大阜阳分校看中。所谓"分校"是阜阳师专的前身，为了适应目前的需要戴上了大学的"帽子"，后来正名为阜阳师范学院。我这个含疚的父亲到火车站去送他登程，眼睁睁看着壮实的大小伙子含着眼泪登上北上的慢车，前往有"安徽的西伯利亚"之称的淮北"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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