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革命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董建华政府律政司长梁爱诗谴责港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过分珍惜人权；今年九月，保安局长刘淑仪也批评知识分子麻烦：“难道的士司机、酒楼侍应、麦当劳快餐店服务员，会跟我讨论二十三条草案？讨论的无非律师、学者等。”

香港人都从事开车、端菜、扫地之类体力劳动，对国是、人权不闻不问，早晚只为衣食住行奔波，一生只为高官富商赚钱，那么，董建华政府治港就可以运之掌上。那是当局的理想世界。

战国时，齐国布衣王斗登门求见宣王，说他和先君桓公有四点相似。齐桓公匡世利民，孔子称为“正而不谲”；宣王得和他相提并论，心当然高兴，口却说：“寡人愚陋……焉能有四焉（怎能有四点相）？”王斗笑笑，说他和桓公一样好马、好狗、好酒、好色，只有一点不同：“先君好士，王不好士……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不是阿谀奉承的人，你都不任用）。”（《战国策》卷十一）王斗这段，可以一字不易转赠董建华。

香港流行赌马，董建华不加管制，还年年去为马季开锣；香港电影渲染色情，董建华就特别优礼戏子，派警察给他们搭戏台以便声讨《东刊》。至于“非左右便辟”的读书人，他只会视同寇雠。

当然，董建华和齐宣王有点不同。齐宣王听了王斗的话，拱手称谢：“寡人有罪国家。”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董建华听到批，却是拍案作色，决心颁布二十三条法案整治读书人。他一定明白当年毛泽东为甚　视读书人为“臭老九”，邓小平为甚　出动坦克雄师歼灭集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

所以，虽然大学学生会、大学图书馆、记者协会、大律师公会、教师协会等等纷纷反对二十三条，董建华却告诉立法会议员何秀兰：“我过那　多人，都听不到反对意见。”

旧中国有士农工商四民，以读书人排第一。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则只言工农兵，江泽民最近修改中共党章，连商也可以入党了，于是国之四变成兵商工农。读书人不在其列。

现在，文化大革命终于也要在香港爆发了。梁爱诗、刘淑仪的二十三条言论，无一不是革命样板戏的台词。剧名则是赵紫阳的名言：“你怕甚　？”

(苹果日报)